曾慧燕︰昔日学运明星柴玲 受伤鸟儿重展翅
　　作者 : 曾慧燕
　　2010-05-31 1:00 AM
　　昔日学运明星、前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2010年4月4日复活节在波士顿Park Street基督教会受洗，并用英文发表近日在网路点击率相当高的「柴玲的见证」。经过多年痛苦的精神煎熬，「记忆中积聚了20年来的许多冰块和障碍消除」，受伤的鸟儿终于释放自己，走出心牢，找到今後的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
　　未来五年，柴玲创立的尖子班基金会「Jenzabar Foundation」，将捐款百万美元援助人权民运事业和保障妇孺权益。与此同时，她即将完成长篇回忆录「我们曾经很年轻」，书中主要内容是回顾她童年成长、参加1989年天安门运动和逃亡海外後饱受心灵煎熬、浴火重生的经历。她说六四屠杀的真相至今仍是谜团，过去这些年，她一直苦苦寻求答案。
　　受洗 放下沉重包袱
　　「柴玲信主了！」当年与柴玲同为天安门学运领袖的传道人张伯笠喜悦地说︰「我感觉到20年前我在北大校园认识的那个一头短发快乐天真的小丫头又回来了。」
　　在1989年六四事件21周年来临前夕，多年来低调行事、回避媒体的柴玲，首次打破沉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外界感兴趣的她的事业、家庭、婚姻状况，为何皈依耶稣基督，以及如何重新审视天安门学运，为何状告纪录片「天安门」制作公司後现在愿意撤诉，为何远离公众视线、淡出民运圈等等敏感问题诚恳作答，她与丈夫、孩子们的照片，也是首度曝光。
　　1995年柴玲被纪录片「天安门」指为「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成为备受争议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从此淡出民运、沉寂多年，这是她15年来首度正式面对媒体。
　　柴玲坦言，受洗後，有了宗教信仰，洗去她「心中的伤害和痛苦」，终于放下沉重的包袱，获得长久以来苦求而得不到的平静，重新找回力量。为此，她尤其感谢「亲爱的丈夫」─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典型的美国人Robert A. Maginn Jr.，他是她的哈佛大学学长，拥有两个哈佛硕士学位，两人因在波士顿顾问公司Bain & Company共事而相识相恋，从12年前两人约会开始，「他的爱耐心而完整」。
　　过去十多年，柴玲事业成功，婚姻美满，家庭幸福。1993年她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1998年获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年创办高校教育软件公司Jenzabar Inc（中文名「尖子班」），任总裁至今。「神也奇妙地把一个爱主的美国弟兄带到我的身边，我们彼此相爱，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
　　现年44岁的她，是三个分别五岁、七岁和九岁的稚龄孩子的母亲，手下还有280名员工，公司正在稳步健康发展。尽管她在商界拓展出一片天，但内心却快乐不起来，她就像受过惊吓的小鸟，唯恐再度受伤，将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风。她曾经生活在无边的黑暗中，多次试图轻生。
　　柴玲回忆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黑暗期，是「六四」事件後，经历在中国大陆天罗地网大搜捕的十个月逃亡，「每天面对着被捕的危险」，最後，「是一群佛教徒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
　　她与前夫封从德在一艘船的木箱内忍受了四天五夜完全的黑暗（而这旅程本来只需八小时），终于在1990年复活节前夕成功逃抵香港，再到巴黎，最後抵达美国。但来美不久，她的婚姻破裂，怀孕流产，这对北大校友、曾经过天安门「血与火」洗礼的「革命夫妻」，在千辛万苦逃出生天後，却分手了。
　　柴玲说︰「儿时的恐惧孤独再次包围着我。更致命的是，不久我的母亲和祖母相继去世。我的母亲25岁生了我，而当我25岁时她离开了我，短短几个月，我生命中最爱的三个人相继离我而去，而我喜欢的一份工作，不愿意因我而影响跟中国的生意，接着是一些恶意的中伤和攻击，令我沉重得不能呼吸。每次黑暗时刻的来临都比前一次猛烈。这就是我为民主付出的代价吗？这一切对我太沉重了，打击像海浪般排山倒海涌来，使我窒息…」
　　那段时间，孤立无援的柴玲，「害怕黑夜的来临，漫漫长夜中我常不知所措」。
　　张伯笠是少数见证柴玲被痛苦包围的人之一。他指出，20年前天安门的屠杀，改变了「天安门一代人」的命运，而作为天安门学生运动总指挥的柴玲无疑首当其冲。
　　「她在中国曾艰难地逃亡了十个月的时间，据说中国沿海城市在那段时间抓到了几十个『柴玲』。逃亡对一个23岁的女孩并不轻松，那不是电影中的惊险片断，而是真实的危险和死亡的威胁」。
　　张伯笠说，柴玲逃到美国後，首先经历了离婚的痛苦，那是她不愿意碰触的痛。柴玲离婚不久，张伯笠随後逃到海外，在巴黎的一次聚会中，他听柴玲说不想活了，一个人走不下去了，他回忆，「她内心的痛苦我无法测度，只记得那次的相见，整整一盒纸巾都未擦干她的泪水」。
　　事隔多年，柴玲当年那种锥心刺骨之痛似乎仍令人感同身受，她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证实︰「那时我人生似乎已走到尽头，真想跳入水中一死了之。」
　　柴玲的丈夫Maginn，比她大十岁，曾在Bain & Company任职十年，为公司董事兼合伙人，因此认识到公司实习的柴玲，展开追求。2000年结婚後，两人共同为事业打拚。
　　尖子班是一家高校教育软件公司，提供学生网上交功课、登记课程等服务。「财富」杂志曾报导柴玲的创业资本，获Maginn、运动品牌Reebok公司主席Paul B. Fireman及Web TV创办人Stephen Perlman等人支持。Maginn转职Jenzabar後，为公司集资3亿1000万港元，收购其他软件公司，令Jenzabar发展迅速，目前其办公室位于波士顿第二高金融大厦Prudentia Tower。
　　Maginn不单是商界强人，也曾涉足政坛。他任职Bain &Company期间，公司掌舵人是曾于2008年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罗穆尼（Mitt Romney，据信下届总统选举将卷土重来），期间，Maginn曾身体力行为罗穆尼处理竞选办公室的财务，他与罗穆尼除了是政、商拍档外，私交甚笃。
　　逃生 昔日战友辩护
　　柴玲外表柔弱，但在天安门学运期间被视为激进派，她极富演讲天分，言词鼓舞人心，学运领袖形象深入民心。她与封从德六四後被中共当局追捕，其命运曾牵动全世界善良人的心。1990年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独立制片人卡玛（Carma Hinton）拍摄的1989年六四事件的纪录片「天安门」1995年面世，突出柴玲1989年5月28日在六四事件前与美国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作的录音「遗言」。
　　当时柴玲情绪激动，主要说话内容包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楮。」「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因为上述说话，柴玲几成众矢之的，被指责「要别人流血，自己逃生」，学运明星形象一落千丈，从此远离公众视线。
　　2007年5月，柴玲控告「天安门」制作公司Long Bow Group涉嫌诽谤和侵犯商标权，目前官司仍在进行中。Long Bow Group表示诉讼费高昂，公司可能有倒闭之虞，呼吁外界声援。不过，柴玲受洗後，学会了宽恕，过去的不快已云淡风轻，希望所有的伤害都成为过去，最近已有意撤诉。
　　这些年来，尽管柴玲如惊弓之鸟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但外界对她的指责仍不绝于耳。去年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前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陈一谔公开指称柴玲是「走佬（逃跑）领袖」，传闻在天安门广场与柴玲不和的学运领袖王丹，则挺身而出为柴玲辩护，「为那些对柴玲在六四屠城一事中提出的种种无理指控作出反驳」。
　　王丹指出，关于柴玲，外界一直有很多不公正的评价，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说柴玲带头逃跑就是一例。更多的责难，是关于「天安门」纪录片「让别人流血」的说话，外界对柴玲「过分不公正」，所以必须站出来为她辩护。
　　王丹强调，首先，分析一个人不能仅仅根据一句话就抹煞全部；其次，就算柴玲说了「我要活」之类的话，也不能断章取义，身为广场总指挥，柴玲面临压力之大，是任何外人无法比拟的；「何况得知自己的同学被屠杀之後，本来就感性的她，激愤之下说一些极端的话，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当被谅解的，外界不管具体情况就下判断，对柴玲极为不公平」。
　　王丹指出，很多人都批评柴玲「让别人流血，我要活着」，但是他们都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不管柴玲说了什麽，但她确实是最後一批撤退出广场，这一点有录影、照片和在场的成千上万的同学可以证明。「我们判断一个人，到底是看她的言论呢，还是看她的行动，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吗？为什麽那些指摘她的人，不提她最後撤出的事实呢？」
　　王丹表示，最近这些年，柴玲淡出民运，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词。「但是大家想想，长期以来，为了参加民主运动被迫逃亡，有家不能回的柴玲，曾经领导了整个天安门广场学生行动的柴玲，多年以来却承受了外界这麽多的不公正的评价，很多还是极为恶意的攻击和羞辱人格的辱骂，她的内心会是多麽的难过？我看了很多对她的评论，内心极为不忍。」
　　王丹最後表示，「我不是说柴玲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对于柴玲，应当更加公正一些。为柴玲辩护，并非因为我们曾经是战友，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联络了。为柴玲辩护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不希望历史对任何一个人是不公正的。」
　　六四後流亡法国、当年出任天安门学运总纠察队长的张健，据信是遭中共部队枪伤的第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六四当天他要求与一名解放军戒严部队中校军官对话，被对方在距离十公尺处，举枪向他连开三枪，其中两粒子弹穿肉而过，一枪击中左大腿，打断腿骨，子弹至今未取出。
　　张健表示，有人批评他经常为柴玲辩护，但事实上他很了解柴玲当时的情况，「对她的误解和过分的批评，我是认为不客观的…」
　　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後来在回顾六四撤离广场的经过时，也证实「柴玲没有逃跑」。他说︰「我们听柴玲在广场的喇叭里面说，愿意走的人走，愿意留下来的人留下来。柴玲要留在广场。我们就觉得柴玲这样讲的话，很可能会有危险，很可能会有想走的人走不了，想留下来的人会更危险…」
　　张伯笠也是当时少数几个站出来为柴玲辩护的人之一。他强调，「面对对柴玲的谩骂与指责，作为七尺男儿，我不忍心让一个在那场运动中失去了家庭、失去了母亲、奶奶的弱小女孩儿单独背负天安门屠杀的十字架！我之所以站出来说真话，不为别的，只求良心的平静。」
　　张伯笠说，其实，在屠杀面前，柴玲和所有广场的同学一样都有求生的愿望和权利，这是人之常情，「柴玲是人不是神，她只是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孩子。」
　　他指出，柴玲虽然曾经备受煎熬，但受洗後她选择了宽恕，她认为人们不了解历史真相。事实真相是，5月28日上午柴玲说过那些求生的话後，下午就放弃了离开广场去劝阻军队的计画，此後一直留在广场，直到6月4日清晨，柴玲跟天安门广场最後的几千名学生一起，自愿地放弃了求生愿望，坦然地在广场纪念碑面对机枪和坦克，她没有丢下同学们逃跑。
　　作为一个目击者和幸存者，张伯笠指出，在六四清晨多数同学做出撤离广场决定後，「在硝烟和弹屑中，柴玲才带领同学们在枪口和军队包围中走出广场，而且她走在第一排，那是最危险的一排，如果军人开枪，她会第一个死亡, 这需要了不起的勇气和奉献精神」。
　　他强调，他与柴玲等人一起最後走出天安门广场，走到北京大学，当时坦克在学生队伍後面追赶，辗死了十多个学生，柴玲直到把活下来的同学全部带回学校，总指挥的任务结束以後，才开始艰辛的逃亡。
　　张伯笠指出，柴玲曾和他说过活着的沉重，「我们对死难者永远心存愧疚，尤其是备受磨难的天安门母亲们，这也是她这麽多年来一直被深压在生存罪过感的苦海里的原因」。
　　他说，自从一些人咒骂柴玲後，她最後选择了沉默，「从那以後，那个小鸟般快乐的小丫头不见了，柴玲从媒体和人们视线中消失了，她不再与任何人联系，也不再相信任何朋友和战友，她将自已包裹得严严的，恐怕再次被所谓的『战友』和『自由媒体』伤害。连我也十几年未见到她」。
　　现为牧师的张伯笠在「柴玲信主了！」的布道中谈及︰「当世人把她当做渣滓时，神却高举了她。後来我知道，在那段孤独、失落的日子里，神从未撇下她。神将一位爱主的美国弟兄带到她的身边，他们相爱了，结婚了，生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後来又办了软体公司，很蒙上帝的祝福。」
　　柴玲说，她一度活在自怨自艾中，并没有意识到上帝对她的眷顾。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张伯笠「一言惊醒梦中人」，她为先生翻译这段文字时，「平时刚强平和的美国男人顿时热泪盈眶」，「一句话点明我与先生相遇相爱背後有神慈爱的手精心安排」。
　　见证 往事历历在目
　　柴玲决定受洗後，14小时不休不眠，一口气写下长达1万多字的「见证」，她的思绪又一次回到天安门的纪念碑下，6月4日凌晨的景象历历在目︰当最後当坦克和军队蜂拥而来的时候，她与坚持到最後的5000名学生撤离广场，「我看到了屠杀後的长安街，连空气都??漫着仇恨。这就是执政者给我们的回答︰当我们付出爱和和平的时候，他们却给了我们死亡和屠杀。起初我们没人能够相信，我怎麽能够相信人民解放军会杀死自己的人民？我就是军人的後代。为什麽我们想进行对话，而他们却要杀死我们？」
　　她说︰「从小孤独地在军医院周围长大的我总是很害怕死亡。我做噩梦，梦到自己掉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每次我都在尖叫中醒来。但是这次不仅仅是梦了，这次是真真切切的，我不确定该如何克服死亡。许多想法涌上心头。如果我不在了，几千里之外的家人怎麽活下去？我是他们的希望和骄傲（柴玲17岁时，跳级进入中国一流学府北京大学，是全国三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最後一刻，柴玲给坚持到底的同学们讲了一个一群蚂蚁住在山上的故事︰
　　一天山上着火了，蚂蚁们必须转移到山脚下才能存活。**们聚成球状，穿过火海，外面的蚂蚁都烧死了，但是蚂蚁种族却存活下来了。因此今晚，我们就是祖国前线的蚂蚁，我们的死亡可以换来一个自由的民族。在最後时刻，我们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给了我们勇气去面对死亡带来的难以忍受的黑暗和未知。我站在那儿，强烈的感觉到我们准备把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人民，我们对人民和祖国的爱是多麽强烈啊。看着那些没有感情冰冷黑暗的坦克，我想要是那些下令进行屠杀的领导人能够感受到那无价的爱就好了！…
　　现在重新审视这段生命中重要的历史，柴玲首次澄清，天安门」引用她1989年5月28日（六四事件前）与美国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的录音讲话，并非是访谈，而是她主动要求作的录音「遗言」，因为当时她已作好「也许活不下来」
　　的准备，故欲仿效犹太少女安妮（Anne Frank ）在纳粹占领荷兰时期所写日记的方式，用录音记录她的「遗言」。
　　柴玲说︰「外界一直以为我当时是接受Cunningham的访问，事实是当时我已作出牺牲的决定，故主动要求留下我的录音遗言。录音时我已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当时我说了什麽，至今没有人听到原声带，但纪录片中引述我的讲话是经过剪接的，显得逻辑思维混乱，甚至有点语无伦次。但无论我说了什麽，都没有『要别人流血，自己逃跑』的意思。当时我是急着离开广场劝阻军队进城，但由于怕行动曝光而没有说出来，其实当时留在广场是最安全的，前去阻挡军队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决定以录音方式留下遗言。」
　　柴玲强调，正因为她不但丝毫没有逃生的想法，反而随时准备牺牲，内心非常坦然，也就犯了过分自信的错误，不知道後来会造成外界这种错误的印象，令她百口莫辩。後来当她准备去阻挡军队时，封从德坚决反对，他对柴玲说︰「??是总指挥，同学们现在需要有人领导，怎麽可以离开广场！」
　　柴玲说，事实上，正如「我的同伴王丹和封从德指出，我们在屠杀当晚留守到最後一刻，我们当时身为领袖，跟所有示威者一样冒着危险，而且有照片为证，我带领同学们撤退是走在第一排的，直至安全回到校园，才开始我们之後十个月四处躲藏追捕的惊险逃亡」。
　　她强调，她不但从未逃跑，当6月8日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公然向全世界撒谎，说天安门没有死人时，她在当局严密追捕下，仍冒险发表轰动世界的录音讲话，「我是柴玲，我还活着！…」在当时情况下，这是非常危险的。她後来得知，「中共八老」之一王震对此当时非常震怒，撂下狠话说︰「如果没有抓住柴玲，天安门事件就不会结束。」
　　承诺 帮助有需要的人
　　柴玲谈到重新关注民运的原因。去年春天，正值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在六四当天被中共军队坦克辗断双腿的原北京体校学生方政在周锋锁陪同下来找她，让她吃了一惊。她了解到，在6月4日学生们撤离天安门广场时，她在前面引导队伍前进，方政走在最後面，这时坦克从後面高速驶来，方政立刻把身边的女同学推到安全地方，自己却耽误了可以逃命的宝贵几秒钟，被坦克辗到轮下失去双腿。
　　20年後，柴玲见到坐在轮椅上的方政，听着六四伤残者的故事，心想︰「如果坦克不是从後面而是从前面驶来，我也可能像他那样。」
　　方政对柴玲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得益，淡忘了当年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他们每天都在贫穷和疾病中挣扎。柴玲觉得应尽其所能，为活在漫长黑暗中的人提供帮助和支持，于是她承诺未来五年捐出总计一百万美元的款项。
　　可是，因为她这个承诺，「接下来的夏天，成为我生命当中的另一个黑暗期。这次，中国政府代理要求我的家庭成员直接传达给我一个消息，那就是我的捐款，不会给我以及我的家庭带来任何好处。」
　　柴玲说︰「尽管生活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仍然感受到乌云压迫在我头上。在表面上看，我过着完美的美国式生活︰可爱的孩子和丈夫、家庭、公司、私立学校和度假，但是我感觉到自己被监视和跟踪，我的电话被监听，我们的电脑被侵入，甚至导致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发生神秘的车祸事件。」
　　她开始再度恐惧︰「他们下一步要做什麽？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并不觉得安全或自由。」
　　因为六四事件，柴玲已承受痛失亲人的打击，她对新家庭的热爱已超过一切。她说︰「我对年少无知的孩子以及亲爱的丈夫负有责任，我的丈夫是典型的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共黑暗政权的残酷，他最爱的消遣方式是看红袜队、爱国者队以及其他一些体育比赛。但是，我是一个幸存者，我有着良心和道义上的责任，我陷入两难境界…」
　　她意识到，「面对一个强权国家，自己是多麽的渺小。个人如何同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抗衡？我怎麽可以参加一个注定要输的战斗，而在战斗的过程中，以牺牲我最爱的人为代价？」
　　这时，柴玲认识一位叫雷吉（Reggie Little John）的虔诚基督徒，她从一位律师成为人权分子和电影制片人，关注中国强迫堕胎情况。
　　雷吉和柴玲一起参加了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关注中国强迫堕胎的公听会。「我觉得，直到听了吴健的故事，我才真正了解中国」。
　　与柴玲同为山东籍的吴健，在拿到准生证以前就怀孕了，她隐瞒怀孕的事实，希望保住孩子，但计画生育部门的官员们找到她藏身的地方，她被拖到医院强迫注射堕胎针，孩子顽强留在她体内。第三天，吴健被拖进手术室，「剪刀插进她的身体，把胎儿剪成了碎片。在她无助的眼泪和哭喊声中，她听到的只有剪刀的喀嚓声。最後，医生拽出一只婴孩的脚，五个饱满的小脚趾就像玉米粒似的…」这一幕深深烙在吴健的脑海中。「孩子死了，吴健生命的一部分也离开了」。柴玲看着她在听证会上声泪俱下的哭诉，情不自禁也哭泣。
　　「吴健的哭声使我受到极大震动，这个时刻让我回想起1989年6月4日那晚天安门东西长安街的屠杀，我们经历了所有的无助和痛苦，那是个野蛮的夜晚，但我们没有力量去阻止」。
　　柴玲发现自己再次在上帝门前徘徊，过去她想去相信上帝却有许多疑问︰「佛教怎麽办？我信仰基督，是否是对那些曾经救过我生命的佛教徒的背叛？」
　　雷吉告诉她︰「我相信神会用自己的方式使用你。因为你在中国长大，受过极好教育，也受过许多苦，嫁了一个美国丈夫，创办了自己的事业，这麽多特别的经历…」
　　柴玲这时心中充满憧憬，她说︰「如果我可以把耶稣的爱带到中国，那麽许多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中国就会成为美好的地方…」
　　柴玲说，现在她明白人生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她去完成，尽管六四事件已过去21周年，她至今未能踏足中国，但她希望以後有机会重返中国传播福音，在中国大地播下爱与希望的种子。「这是上帝对我的召唤」。
　　今年6月3日，柴玲将与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在华府具历史意义的Falls Church举行祈祷会，为中国的前途命运、为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和一胎化的受害者等祈祷。她说过去这些年，虽然她淡出民运，但从来没有忘记帮助有需要的人，一直默默资助中国大陆的孤儿和弃婴，令她最有成就感的，是尖子班基金会救助孤儿弃婴的工作卓有成效，其资助的一个网站，曾找回一位在大陆失踪多年的孩子。
　　未来她将投放更多精力和财力，帮助那些因计画生育被强迫坠胎的受害妇女，希望竭尽所能阻止那些用不人道手法强迫堕胎的事件不要再发生。她曾经历流产失去孩子的痛苦，尤其当了三个孩子的妈妈後，更能体会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
　　(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10/5/30) http://www.ncn.org/view.php?id=78389

　　The New Yorker | The Chinese artist and activist Ai Weiwei
　　纽约客人物 | 中国艺术家和活动家艾未未
　　来自：http://docs.google.com/Doc?docid=0AXC6I8b9sUt9ZGc1cGMzZDNfMTU3OGZnczR4bmQ1&hl=enhttp://docs.google.com/Doc?docid=0AXC6I8b9sUt9ZGc1cGMzZDNfMTU3OGZnczR4bmQ1&hl=en
　　这不美好 —— 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
　　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4日 载《纽约客》P. 54
　　译者：@wuaf；@SikoAlice；gzsums；Daemoneye；freetrans；aseede；Andy Cheng；lijialincn等合作完成
　　校对：@xiaomi2020
　　本文版权为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未经原作者审核。同时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这不美好
　　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东北边自己设计的工作室群落中生活和工作。这是一个有着古怪创造性的蜂巢式建筑，他的一位朋友称之为“寺院和罪犯家庭的交叉点。” 砖混结构的通风建筑包围着种了草坪和竹子的庭院。艾和他的妻子，路青，也是一名艺术家，住在院子的一侧，几十名助手则占用了其他地方。这个地方有着一种超级开放的特质：访客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到处走，一只叫丹尼（Danny）的老可卡犬和一群半野生的猫时常毁掉艾的建筑模型。艾白天黑夜都在这些建筑中走来走去，难于分辨他是否是在工作，近年来，分隔他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那条线越发模糊了，让二者几乎难以区分。
　　三月的一个早晨，艾未未在他餐厅里的一张足以举行中世纪宴会的木桌子的一头独自吃一碗面条。阳光通过两层楼高的窗户射入室内。他左手边的墙上挂着的一幅作品是他于1993年所修改的一张政府宣传烟花爆竹危险性的海报，图中一只缠着绷带的大手正在驱赶旁观的鸟儿。“我的妻子讨厌这个，” 他说。
　　但是，艾未未认为，这个手势能引起广泛的共鸣。现代艺术博物馆拥有一组他在埃菲尔铁塔、白宫、天安门广场和其他一些地方竖中指的照片。这些照片前景模糊，他把这组亵渎性的、各式各样的旅行照称为“态度研究”。《时代》的霍兰德·考特（Holland Cotter）评价这组照片“体现了一名艺术家的多变感，他的角色一直是刺激、打破学术小丑的程式化”。
　　53岁的艾未未大腹便便，头发剪得很短，有一张肉感且表情丰富的脸， 花白的胡须一直垂到胸前。 加上他狡黠又带点古怪的幽默感，艾的整体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弟弟艾丹告诉我，“他的胡子就是他的妆容”。在他艺术生涯的头二十年里，艾未未（发音是 “Eye Way-way”）创作的是一幅不拘一格、无规则可言的艺术流“作品”：在赌博和买卖古董的间隙，他还做安装、摄影、家具、绘画、书籍和电影——如彼得· 施戴尔（Peter Schjeldahl）在他的杂志中所写的，记“一名时不时灵光乍现的概念论者”。然而近几年，艾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和想象力将他推到了一个更为显着的位 置——中国着名的挑衅型创新者。今年，艾打算举办15场团体展和5场个人展，包括10月份铺满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教堂风格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这样让人梦寐以求的展览。泰特的馆长文森特·图多利（Vicente Todolí）称艾的展览是“当今最具社会性的艺术作品之一”。
　　原文配图

　　有时，艾似乎天生不会合作。作为一名艺术顾问，他曾为设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体育馆的瑞士公司赫尔佐格·德穆龙（Herzog & DeMeuron）工作。但是，在奥运会开幕前，他以北京奥运会是掩盖了中国问题的“假笑”为由，断绝了与这场盛事的关系。当他被便衣国保跟踪 ——这事时而发生——他喜欢称他们为警察，重叠设置的警察机关形成了一种马克思兄弟式（Marx Brothers） 的混乱。“一部写坏了的荒诞小说，”他如此形容。
　　最近，艾被邀请创作一个作品来补充哥本哈根平时放置爱德华·艾瑞克森（Edvard Eriksen）的小美人鱼雕像的着名景点，因为小美人鱼雕像正被租借到上海[参加世博会]。艾决定建造一个能现场直播小美人鱼在临时的中国之家的情况的闭路电视系统。丹麦人觉得艾设计的超大监视摄像机没什么吸引力。“这是我们的真实生活”，艾说，“每一个人都处在某种监视之下。这不美好。”
　　在我们交谈的几天之前，艾为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中国艺术家团体提供了支持，这些艺术家抗议以发展的名义推平他们的工作间的计划。艾的工作室没受到影响，但这些艺术家找到艾，希望他给出建议。艾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抗议了又没人能报道，你们就如同是在自己家中抗议。”
　　艾与其他几位艺术家在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上演了一场“散步” 。由于长安街毗邻天安门广
　　场，这次活动是一个强大的象征性姿态。在他们行进了几百码之后，警察平和地将他们拦下，但他们的壮举所吸引的注意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界。一位着名的法律活动家，浦志强告诉我：“20年来，我一直认为在长安街举行抗议活动超过了当局的容忍底线。但艾这么做了，而他们又能怎么着呢？”
　　由于艾兼具活动家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他赢得了一个专属于他的独特标签：一名冒着相当大的入狱风险的卖座的世界级艺术明星。“有人说，他这是在做某种行为艺术，”一位中国画家及社会批评家，陈丹青，告诉我，“但我相信很早以前他就已经超越了这一定义。他所做的是更有趣、也更难说清楚的事，”陈说，“他想看看[仅靠]一个个体的力量能走多远。”
　　艾未未的父亲艾青是中国重要的文学人物之一，艾未未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却处在尴尬的角落，他从未被自己的国家邀请举办任何一次大型展览，与其同行的关系也不愠不火。“画廊和杂志社送他东西，他甚至都不打开看一眼，”作为艾未未助手之一的一名年轻艺术家赵赵说。受投机者和中国新一代大款们的拉动，中国的艺术作品在最近几年价格飙升，但艾仍然基本保持着边缘化，他的作品的售价也从未与他高涨的声誉相匹配：一对巨大的淡水珍珠陶瓷盆去年春天在苏富比拍卖行的售价是219,000美元；一张三条腿的木桌，中间向内凹陷以便一只桌脚高高地靠在墙上，二月份在佳士得拍卖行的售价是153,000美元。
　　他将他的作品直接卖给收藏者或者通过小画廊出售，而不是和可以向他确保更高价格的大中介商签约。“我不喜欢那一套。”艾未未告诉我。
　　艾多数时间都在路上。他在曼哈顿、切尔西都有公寓。但当他在中国的时候，他的气场以其工作室群落为辐射中心，那里对北京文化生活起到的影响类似于安迪·沃荷（Andy Warhol）
　　工厂的角色，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创意人才和赞助商。如同一本中国艺术杂志《跃进》（Leap）的主编菲利普·特纳里（Philip Tinari）所说，“到艾的工作室朝圣”已经成为“造访外国艺术世界行程中的必经之地。”
　　艾和他的妻子没有孩子。他和一位曾经为他的电影工作的女子因婚外情而育有一子。他们住得很近。艾从未打算做父亲。“她说，‘是的，我想要这个孩子，’“他告诉我，”我说，‘我本不认为我应该有孩子，但如果你坚持，当然，这是你的权利，那我将承担作一名父亲的全部责任’。”艾每天都能见到他的儿子，他还挺喜欢一不小心当了爸爸的感觉。
　　“所谓的人类智慧，我们不应该太过高估。”艾未未说，“当意外发生，也可能变得美好。”艾穿过工作室白雪覆盖的庭院走进他的办公室，在那里六名年轻的中国和外籍助手正在电脑前忙碌着。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为艾所发起的“公民调查”——调查2008年在四川发生的地震中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死于豆腐渣学校——而工作。八十张纸贴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包括数以千计的死难学生的姓名和生日的表格。每一天，艾的办公室把出生在当天的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发布到Twitter上。
　　“今天，有十七个孩子，”艾说，“是人数最多的一天。”他重重地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开始打字。自从去年春天艾发现了Twitter以来，他就成了中国最为活跃的用户之一，现有约36,000名追随者。
　　在中国，Twitter被当局屏蔽，但仍可以通过国外的第三方服务器访问，这一简单的技术手段使得Twitter在中国成了一种流行的交流工具。艾每天在Twitter上要花八个小时。当我问他这是否影响了他进行艺术创作的时间时，他说，“我认为我的立场和生活方式是我最重要的艺术。其它艺术品或许是可收集的——你可以把它们挂在墙上——但那只是一种传统观点。我们不该就以这种方式做事仅仅因为伦勃朗（Rembrandt）曾经这么做。如果莎士比亚（Shakespeare）活在今天，他可能是在Twitter上写作。”
　　艾未未近来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更为严密的监控，这不令人惊讶。他写了四年的受欢迎的博客在去年春天的时候被迫关闭，仅仅几个月后，他发现他的Gmail账号被黑，设置被改变成将他的信件发送至某个陌生的地址。艾说，他的银行收到官方的问讯，检查他的财务状况，去年6月，一对侦察摄像机出现在他家大门外的电线杆上，监视着进出的人——全然不顾这种做法对这位已经在随时直播其生活的人实属多此一举。当他尝试制作纪录片DVD时，复印服务商担心会因与他的牵连而受到惩罚。“甚至色情片制作商都不干，”左小祖咒这样告诉我，他是一位为艾的影像作品工作的摇滚音乐人。
　　艾从键盘边站起来，宣布是时候上法院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法》，他的办公室已经发出超过150封信件给政府部门，询问地震遇难者信息和建筑问题。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答复。今天，他将以不回应问询为由对民政部提起诉讼。他钻进一辆黑色小轿车，车上还有一位司机和一名叫做刘艳萍（音）的女士，她负责监督此次寄信活动。“根据政策规定，政府部门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她说，抓起一叠纸放在膝盖上。我问刘女士是否是一名律师，她笑了，“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家带孩子，”她说。“艾未未在他的博客上征集志愿者，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封e-mail。这项工作看起来很有趣，而且我挺好奇。”现在这是她的全职工作。（去年夏天，在她公开了对地震活动家谭作人的审判之后，她因“扰乱社会秩序”在四川的看守所里待了两天。）
　　我们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这是一座高大的灰石塔楼，有着宏大的拱形入口。我们到了大楼背后一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这里处理新案子。我们通过一道金属探测门，两位穿着保安制服的年轻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漫画书。那里有一排类似银行柜台的窗口，离我们最近的那个窗口，一位穿着粉色棉衣的瘦小老妇人正对着玻璃上的方形开口大叫。“没有证据另一方怎么可能打赢？”她喊道。“他们对法庭行贿了吗？”在玻璃的另一侧，两位穿制服的妇女在听着，脸上流露着受够了的表情，看来这位老妇人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了。
　　艾和刘在一号窗口前排队。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将那沓纸从开口中交给穿着褐色夹克的一名中年男子。他看上去眼神呆滞、精疲力尽。他仔细阅读了材料，发了一个问题：“你说你需要民政部公开这一信息，但你为什么对此感兴趣？”艾往前靠了靠，对着窗户 上的开口说，“实际上，根据政策，每个人都有权要这一信息——而不是必须经过同意。”数个回合之后，艾和刘同意写份陈述说明他们的目的，然后他们在挤满人的等候区内找了个座位，其他人手里都拿着类似的一卷卷的材料。
　　“他们不想接受这个，”艾说，“因为，一旦进入法律渠道，他们就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当艾和刘再次来到窗口前，已经是一小时后了。现在他们得知他们的墨水颜色用错了。书面材料必须用黑色墨水书写，而他们用了蓝色。他们坐下来重写。然后再次排队。
　　“卡夫卡的城堡，” 艾喃喃自语。两个小时又抻到三个小时后，我问他既然对结果没什么期望，为什么还要添这道麻烦呢？“我想证明体制失灵了，”艾说，“你不能简单地说体制已经失灵，你得走过一遍才能这么说。”在离下班只有二十分钟的时候，玻璃后面的那个人终于接受了艾和刘的申请。他们满意地转身离开。那位老妇人仍在大叫。
　　艾未未总是觉得自己生在了错误的家庭——要么至少也是个命运多舛的家庭。他的父亲，艾青有着绘画基础，在十九岁时，也就是 1929年，留学巴黎。在那里，他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果戈里（Gogol），屠格涅夫（Turgenev），他后来形容这“为我拉开了帷幕，让我看见了真实的社会。”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现代主义诗人埃米尔· 维尔哈伦（?mile Verhaeren），在他笔下那些肮脏黑暗的欧洲城市让艾青联想到故乡的腐败以及不公正。他于1932年返回中国，但他与左翼人士的紧密联系引起国民党猜忌， 他被送进监狱。因为无法在监狱里作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中，并在获释后加入了共产党，他的诗明朗、清澈、充满强烈的革命精神。他特别欣赏毛主席，他曾在一首诗歌的开头这样赞美道，“毛泽东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 。1956年，在他46岁之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妻
　　子高瑛是作家协会一名年轻的会员。他们在次年诞下一个儿 子。当时反右运动——毛泽东清洗知识分子的运动之一——正愈演愈烈，艾青献身党的动机被质疑。他写的一则寓言，名叫《养花人的梦》着重表达了需要给有创意的观点更广阔的天地。故事里一名只培养月季的园丁察觉自己“引起了其他种类的花卉的不满。”艾青的诗人同僚冯至攻击他说：“艾青已经陷入了反动的形式主义泥潭”。
　　艾青的头衔被剥夺了，也被作家协会开除了。夜里，他以头撞墙，一遍遍地问，“你说我反党吗？”高瑛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我和艾青》中忆道，那时她和她丈夫须给他们的幼子取名，父亲打开字典，手指停在一个汉字上：威，读音“wei”，意为“力量”。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字太有讽刺性了，于是他把调子改低了些，改成另外一个“未”，意为“尚未”。他们的儿子因此成了“未，未”。
　　一家人被送到东北，接着是西部边陲新疆，艾青在那里被安排的工作是清扫公共厕所，每天清扫13个。为了弄到更多吃的，他们收集屠夫们丢弃的被割下来的羊蹄，还有冻死的猪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更糟了。折磨艾青的人把墨水倒在他脸上，孩子们还朝他扔石头。他和他家人给送到戈壁沙漠边上被认为是“小西伯利亚” 的一个地方，那里他们不得不住在一
　　个“地窝子”里，这里曾用作给牲畜产仔。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五年。
　　艾未未不愿意谈论他的父亲。他似乎知道此类叙述落入窠臼，变成老生常谈。他们的父子关系也比较疏远。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看他爸爸洗厕所。“那个阶段绝对是他生命的最低谷， 最痛苦的时期，”艾未未说，“他好几次试图自杀。”
　　那时艾未未还是个小孩，他通过做些手工活来分散注意力，他做了冰鞋和火药。他迷恋恶作剧和操场政治，结果让他的父亲戏称他为曹操，这是中国古代一位着名的奸诈政客。艾的父母不能保护他们的孩子，远离艾丹所说的“压力、羞辱和绝望”。说到他的哥哥，他说，“他是个敏感、脆弱的孩子，所以他看到和听到的比别人多。”
　　艾丹比艾未未小5岁，生活简朴，与他们母亲住在一间四合院里。他是位作家，不过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艾青遗产的重量：艾丹好几年都能没完成一篇作品。“中文太复杂了，”他说，脸上浮现出苦笑。艾丹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从未放弃对党的信任，我问他该如何理解他所受的折磨。“他相信犯错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受折磨的又有那么多，”他回答说。“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到1976年艾青和他的家人被允许返回北京的时候，许多读者都推测他已经死了。他恢复了写作，并且从未失去反抗的天性。当1989年示威的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在轮椅上已经79岁高龄的艾青，让人推着到了广场。他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道签了声明：“自由、民主、法制不是哪一天由什么上面的人赐予的。所有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必须努力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他于1996年去世。
　　艾未未高中毕业那年，全家人回到了北京。他那时已经对艺术有所感悟，同他家交好的一名译者朋友给了他当时被禁的书——德加（Degas）和凡高（van Gogh），这些书在他的朋友间传阅，就像无价之宝。（他也曾收到一本关于贾思坡·约翰斯（Jasper Johns） 的书，但那些
　　关于地图和国旗的画让他深感迷惑，于是被“径直扔进垃圾桶”。）为了练习素描，艾跑到火车站和动物园，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免费的静止不动的人或物。他进了北京电影学院，不是因为对拍电影感兴趣，只是因为这是少有的可选项之一。他发现了那里的僵硬、死板、教条化，结果他与一群“星星”画会的先锋艺术家们交往日盛 ，他们挑战国家对艺术的控制，
　　在“我们要政治民主和艺术自由”的口号下游行。他也参与了最初称为“民主墙”的政治运动，活动家们自办杂志和海报呼吁改革。
　　但是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1979年，邓小平终止了“民主墙”。其核心人物魏京生被判入狱15年，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了。”艾说。他当时的女朋友正前往费城求学，1981年2月，他加入了她的出国之行。
　　在美国，艾未未学习英文，就读于纽约的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他陶醉于东村的魅力 ，对他来说“就像一座顶部不断有浓雾喷薄而出的火山”。他找到了一间便宜的
　　地下室，靠近东七街和第二大道。他在周末流连于各个画廊，漫游于这座城市，就好像“哪里有烂泥，泥鳅就会钻进去”，这句话被艾的弟弟写进了一本叫《纽约笔记》的书里，该书由艾丹造访纽约后所写。
　　帕森设计学院不怎么适合艾未未。他在工作室里出类拔萃但厌恶艺术史。“谁是毕加索的情人，我没兴趣知道。”他退了学，打一些奇奇怪怪的零工 ——管家、园丁、保姆、建筑工人——将主要才能发挥在大西洋城赌场的21点扑克桌上。他也在路边画肖像赚钱，但总是躲着和他同样的移民客户，因为他们总是想着讨价还价。
　　琼·乐博·科恩（Joan Lebold Cohen）当时居住在纽约的研究中国艺术的历史学者回忆她拜访艾所住的公寓楼的情景。“充斥着尿液的恶臭，”她说，“他住的是单间，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床放在地板上，和一台电视。而他就紧盯着电视。”她继续说着，“电视上播的是，我记得是伊朗门事件听证会。 政府当时面临丑闻，需要清算，需要撕开面具，烦恼不堪，这些让他兴
　　奋极了，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
　　最后，艾的英语变得相当流利，而其他的中国艺术家也开始找他帮忙寻找纽约的文化之角。他的公寓成为了中国艺术史上有名的注脚——一处许多中国未来明星驻留过的中转站，包括电影制作人陈凯歌和冯小刚，还有1985年底来到纽约的作曲家谭盾。“他开始为我介绍，不仅是地理上，也是精神上。”谭最近这么告诉我，“我会问艾未未，‘我想见约翰·凯奇（John Cage）。我想见劳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 而他总会想方设法帮助我。”
　　艾的绘画进展神速，但他却没有买家。每次搬家他都必须扔掉以前的画，重头开始。很快他放弃了绘画，开始探索其他的可能目标。他从朋友那里拿来一把小提琴，将琴弦和颈部拆掉，而换之以一把铲子，放在中间。（他的朋友可不太高兴）。当艾的母亲送给他一双皮鞋——在北京可算是贵重资产——他将其剪碎然后重新排列粘结成单只鞋子，前后各有一只脚趾。他把它称为“单人鞋”。1988年，伊森·科恩（Ethan Cohen），琼（Joan）的儿子，把这把小提琴、鞋，和其他一些作品囊括进了艾未未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中，艺评家称之为“引人注目的新达达主义” 。
　　在包厘街（Bowery）圣马可教堂的诗歌朗诵会上，艾遇见了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
　　后者曾在去北京的途中认识了艾的父亲。他开始与金斯堡交往。“他把他的诗念给我听，”艾说。“有一首是写给他母亲的——‘白色裹尸布’——我不是很理解，但是他很喜欢朗读这首诗。”艾的影响力逐渐累积。他阅读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安迪·沃荷（Andy Warhol ）的哲学（从A到B，再倒回去）》。（“这本书很容易读，它以推特语言风格写成。”）但没人像杜尚（Duchamp） 一样对他影响至深，杜尚颠覆正统的风格对于在学术现实主义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艺术家具有相当的震撼力。艾的早期作品之一是弯成杜尚侧影的钢丝衣架。艾开始了摄影，他把突发新闻的照片卖给《时代》杂志。他记录了汤普金斯（Tompkins）广场公园的抗议活动，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场与警察的冲突。“被人威胁会上瘾，”他后来告诉中国的《南方周末》，“当掌权的人对你着迷，你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接着他亲自尝试了一次抗
　　议。[1989年]天安门镇压的消息传到纽约后，艾绝食抗议数天。（天安门事件后，他得到了美国绿卡。）然而那时中国现代艺术市场则很惨淡。乔恩·科恩回忆道，“我接触到的一位馆长对我说，‘我们不展览第三世界艺术。’”她说，与古根海姆（Guggenheim）联系，“不只是馆长不见我，连他的秘书都不见我。”伊桑·科恩费力地找到一些收藏家光顾艾的作品，“我拉着他们的胳膊，说道，‘你得花500美元来买未未的衣架。’”1993年4月，艾获知他父亲患病，他返回了北京。
　　摄影：艾未未 时间：1994

　　艾搬进了父母住的院子，艺术家们经常驻足停留，听他讲纽约的事情。1994年的一天，路青成为访客之一，她生于沈阳，是一位说话温柔的艺术家，比艾小七岁。那一年，她出现在艾最为人所知的艺术作品之一当中：一张黑白照片中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游人中，撩起裙子，露出腿和内衣。（时间：1994年六月——六四事件五周年纪念）艾从没想过结婚——“这是恶棍们最后的藏身之所，”他对他的弟弟这么说——但是当他和路青在一起三年后，路青想要一个承诺。“然后我说，好，我们结婚吧。”艾回忆道。“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承诺，我的意思是，婚姻是什么？是吧？”在去纽约的一次旅行中，他们叫了一些朋友做见证人。“我们去了纽约市政厅，然后在那里注册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先锋艺术呈原子化状态，而且死气沉沉。“一切都停滞不前，”冯博一，一位独立策展人和批评家回忆道。冯和艾想要点激发出些有意思的东西，但他们没有钱，也不被允许搞一场展览。于是，他同徐冰和曾小俊——两位住在纽约的艺术家——一起出版了一本由图片和散文组成的书籍。想要出版任何未经官方批准的出版物是具有颠覆性的想法，北京的出版商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他们找到中国南方深圳的一家印刷商，出版了两千本后来被叫做《黑皮书》（1994）的书籍。他们将其送给艺术家、批评家、还有其他人。后来他们又接着做了《白皮书》还有《灰皮书》，合为三部曲，在那一代艺术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艾不仅将矛头指向中国对于创造力的压制，同时还涉及了诸多敏感议题：艺术家同行们“丧失了独立批评的能力”，并且“在庸俗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中”寻找避难所。
　　到1995年的时候，艾已经吸引了一些有影响的赞助者。收藏了大量当代中国艺术品的瑞士驻华大使尤里·西格（Uli Sigg）就成为了一名热心的援助者，尤里·西格，还有别人把艾介绍给其他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划人哈洛德·塞曼（Harald Szeemann）。
　　2000年时，艾未未和冯博一组织了一场艺术展，作为和上海双年展的对比。该活动的中文名为“不合作方式”，而它的英文名字是“Fuck Off”(直译为：去你妈的)。活动最受争议的是一张[名为《食人》的]照片，艺术家朱昱在吃可辨认出是死婴的画面。
　　带着正在兴起的国际声望，艾意识到现在是时候搬出他妈妈的房子了。他在北京的郊区五环附近的草场地租了一些菜地，在一个下午画出了一个工作室群落的草图。建设则花了60天，成本大约四万美金。艾没有接受过作为建筑师的专业训练。但是在完成他的工作室的设计之后，他因为建筑和安装公共艺术收到了一小部分佣金。他建立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实践之一，他称之为“法科设计”，而中文里这个名字的发音与“Fuck”（直译为：操）类似。尽管存在对原创性的质疑，这肯定了艾持久的魅力，而他却喜欢说“我对建筑一无所知”。
　　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勋爵（Sir Norman Foster）是艾未未艺术作品的收集者和其建筑的仰慕者。他告诉我说艾的风格是“个人主义又极其有效的”，他说“艾的建筑从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芬兰的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 早期的砖头作品。我这么说是赞赏之意。”根据艾的计算，
　　这间公司在八年间完成了六十个项目。然后，在2007年，他突然宣布他将退出建筑行业。他告诉我，“建筑需要极大的细心，有着许多细节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此负完全责任，就应该放弃它。”
　　回到艺术上，他一直在戏弄什么是构成艺术作品的边界线。 2007年的“文献12”上，他的贡献是带上1,001名各个行业的中国人前往德国卡塞尔参观整个盛会，他把这一行动称为“入侵”。（他叫它“童话”，因为卡塞尔是格林兄弟的故乡。）这次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塑形的背后的意义可能会让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都大吃一惊，这位德国概念家的观点是“人人都是艺术家”。大多数参与的中国人从未有过护照。“有些来自少数民族的妇女甚至没有正式的名字，”艾说，“所以我们必须生造一个名字来得到护照。”他从基金会和其他渠道为旅行筹款，他的工作室设计了这次探险的每个细节，包括所有的行李箱、手环、宿舍式的生活空间——由一千零一张重新恢复的清代的木椅子组成。这一作品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寓意，从西方获得的批准，包括签证，一度都有着近乎神奇的价值。陈丹青告诉我，“在过去的一百年来，我们总是在等待美国或者欧洲或者什么人的召唤。你，过来。”
　　2005 年，中文网新浪邀请艾开博客，他不感兴趣。“我的办公室有台电脑，但我从没碰过它。”他说。新浪答应教他，接着艾意识到博客“拥有很多不错的可能。”刚开始，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使用博客——每天贴数十张，有的时候是数百张快照，描绘他的访客、他的猫、他的漫游。他的生活正处于被监视之中，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这个告诉给他的客人。当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国际协会的代表团造访他的工作室时，他在工作室群落四周藏了很多摄像机和麦克风，这些机器也录下了巴士司机的抱怨：“靠！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只是为了看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博客给艾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更广的观众群。很快他就开始评论那些超出艺术范围之外的话题了。2006年三月，他写了一个叫“C”的国家，由“矮胖和无脑的老饕们”统治，他们花2,000亿元用于吃喝，和一年的军费开支等同。他盯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敏感议题。他的助手赵赵说：“他一边读着新闻一边说，‘怎么会这样？’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说同样的话。”他和一个备受瞩目的浸透了爱国主义的自豪感的项目——一条通往西藏的新铁路——卯上了劲。他写道，新铁路将会“不可避免地让当地文化加速消失。”他颠覆了中国人通常表示异议的方式：喜欢直言不讳、出语惊人而不是以暗示、匿名的方式。他以自己的透明让体制蒙羞。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是一位在北京的批评家和博物馆长，也是去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艾未未的书的作者。在她眼里，艾正在把他的博客变成一个公共空间，其活跃度堪比”任何意大利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教堂或大广场。“
　　四川大地震10个月后，中国政府说它仍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在倒塌的学校中遇难，更不要提他们的名字了。艾未未用即使对他来说也算异乎寻常的严厉语言，给灾区的负责官员们写了一封信，“他们以维稳的名义隐藏事实。他们恐吓、监禁、迫害那些要求知道真相的父母们，他们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和基本人权。”
　　2008年12月，他发起了一个行动，尽可能地收集[遇难]学生的姓名。他让志愿者们自愿加入然后送他们去四川调查。他们收集了5,212个名字 ，然后与他们的家长、保险公司和其他信
　　息源做了交叉互查。（之后政府给出的官方名单是5,335人。）2009年5月27日，警察拜访了艾未未及其母亲，询问他的活动。艾以一封网络公开信作为回应：“删除我的博客，我忍了；监控我的电话，我忍了；监视我的住处，我忍了。但是冲进我家里，并在我76岁的老母亲面前威胁我是我无法容忍的。你们不能理解人权，但是你们是否知道一点点《宪法》？”接着，他的博客被关闭。
　　几个月之后，艾去了四川省会成都出席地震活动家谭作人的庭审，后者被控“颠覆国家罪”。8月12日凌晨三点，正当艾在宾馆房间睡觉时，警察敲门并命令他开门。艾回答说自己无法确信对方的身份，与此同时艾拨打了报警电话(并打开了录音设备，录下了这一场面)。电话还没接通，警察已经破门而入，一通拳打脚踢，他的右颧上被重重地打了一拳。“大概3、4个人，”他告诉我，“他们拽我，扯我的衣服，打了我的头。”
　　警察将他和11名志愿者、助手带到了另外一家旅馆，羁留直至当天晚上，谭的案件审理结束之时。艾和他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将他们被羁留的过程拍摄下来，并且将录像的片段编辑成纪录片后上传到了互联网上 。四周后，当艾在慕尼黑准备一个展览的时候，他感到持续头
　　痛和左臂无力。在他就诊后，医生发现他有硬膜下血肿——他的右侧大脑内有一堆血块——因为遭受钝性暴力所致。医生认为这危及生命，于是连夜对他进行了手术。从医院的病床上苏醒后，艾将他的大脑扫描图片和医生的诊断复印件发布到了Twitter上。（七个月后，艾说他已经恢复了，除了容易感到疲劳以及有时候想不起来要说的话。）然后，他继续着手准备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展览：在慕尼黑的德国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展览馆的一面巨大的外墙上，用马赛克的方式铺开了九千个定制的彩色学生双肩书包，组成了一幅巨大的挂毯悬挂在展览馆外。不同颜色的书包拼写出的几个巨大的中文字是来自地震中失去孩子的一位母亲的悲痛之语——“她曾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生活过七年。”
　　当艾的生活和工作带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后，他在中国艺术圈中人的眼里也越来越离经叛道。我询问与艾合作办“去你妈的”展览的主办人兼艺评家冯博一，其他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艾的。冯博一回答说，“有些人非常崇拜他，尤其是艺术圈之外的年轻人。但是其他一些艺术家们的观点也很流行，他们攻击他只是哗众取宠。他们不承认他的方式。” 艾的批评者们认为他太急于满足西方人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期望，太一厢情愿地将今日复杂的中国状况用一种类黑白照片那样绝对的方式压缩呈现，以吸引外国人的同情。艾的大多数展览都在国外这一事实激起的批评是他更喜欢让外国观众将他们自己的道德判断投射到创作者本人身上，而没有与中国混沌的现状关联起来。（网上的评论猜测他已经放弃了他的中国公民身份，这种评论多到这种程度，艾感到了压力，将自己的中国护照的照片贴到了网上。）
　　在艺术家们走上长安街游行后，一位名叫喻高的艺术家发布了一 份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谴责信，里面称艾为“汉奸” 。信中批评艾大张旗鼓的抗议行为“毁了这个与政府的对话平台”。喻
　　高还在信里写道“至于这个维权英雄，谁爱当谁当，这就是一张小丑的面具。”这些批评的张力所表现出的敏感性正是艾的项目中反映的核心问题：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检视自己在一个不自由但是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国家中的角色。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艺术家和当局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九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当局一而再地重演艺术与集权主义之间的老戏：逮捕裸体的行为艺术家、关闭先锋试验艺术展、铲平地下艺术家聚集的村落。
　　然而，利润已经改变了各方思考的优先级。到2006年，像张晓刚、岳敏君和陈逸飞这些艺术家中的佼佼者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每件可以卖到超过一百万美元。在2007年，大陆和香港的拍卖行的收益猛地跃至世界第三位，仅仅落后于美国和英国。虽然政府的屏蔽仍然是个干扰因素——例如对毛泽东的讽刺肖像画就不得在主流画廊里存在——但是政府发现让中国艺术丧失反抗热情的最佳手段就是去“拥抱”艺术：在威胁要关闭798工厂好几年后——这个原来的军工厂的电子车间演变成了画廊和工作室的聚集地——北京市政府将它设计成了一个文化地标。现在，这个地方成了游客众多的“创意工业园”。
　　为了理解对艾的立场的批评，我拜访了徐冰，他在八十年代就声名鹊起，引人注目。当时他创作了许多备受争议的作品，包括《析世鉴—天书》 ，这是一套由手写的书页和古代经卷式
　　滚动条构成的书，假的象形文字构成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这些文字是对古板的中国文学的无声批评。徐冰去了美国，并在那里获得成功，不但荣获麦克·阿瑟奖 ，他的艺术作品的价
　　格也扶摇直上。他一度和艾是好友——当艾离开东村的公寓时，是徐冰接手的，徐冰还曾参与编辑了黑、白、灰系列颜色书[见前]—— 但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
　　两年前，徐放弃了国外的地位，返回北京成为中央美院这一官方最高艺术学院的副校长，这震动了中国艺术界。 我问徐是什么促成了艾的政治活动。“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如民主和自由，这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冷战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徐说，“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价值——它们有价值——在今天的中国他有他的作用。意义重大且有必要。但当我回到中国，我认为中国与他回来那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问题，象是贫富差距、农民工问题等等。但是它也真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迅速。我很感兴趣于这为什么会发生。
　　“我的学校总是会议不断。”他继续说。这是国营组织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这些会议确实很无聊，也无用。有时，在会议上，我会写散文，其他人还以为我在记笔记，以为我正全神贯注。有时我想，中国每天都在开会，这些会议又这么没有意义，而中国仍在迅速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中必有原因。这就是让我感兴趣的。”他补充说，“我们不能总是抱着冷战思维，特别是在今日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和冷战时期的中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我离开之前，徐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象艾未未那样， 否则中国就没法发展了，对吗？不过如果中国无法容忍一个像艾未未那样的人，那就有问题了。”事实上，中国最终能容忍艾未未到什么程度将是衡量中国是否已经在向开放社会过渡的真实指标。
　　目前为止，艾未未已经和他有名的家族、他自己的名人圈绝缘。尽管他举止滑稽，但对什么是真正的禁区有着微妙的感觉。（比如说，他从来没有直接从政治上挑战共产党的重要地位。）如自由派法律活动家浦志强所说：“他完全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和我正在努力拓宽限制合法权益的绝对边界。我不愿意成为政府的敌人，我相信艾也同样不愿意。“
　　在法院之行的几个星期后，艾飞往成都去参观正在组装他的系列雕塑作品的青铜铸造厂，一年前他曾在那里被殴打和拘留。他的随行人员的规模，即使以他的标准来说，也可谓不小，包括随时都在拍摄他的一举一动的助手赵赵，和另外三名正在拍摄不同纪录片的摄影师。
　　此次成都之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艾在推特上实时更新了那次旅行。从铸造厂出来之后，他去了一个在地震中坍塌的学校旧址，然后开车去了一个据说埋葬了遇难学生的墓地，但是一名警卫告诉他，那里关闭了。无论是他的团队，还是Twitter上的消息吸引了某些人的注意，那天午后，我们发现可能正被一辆黑色大众汽车尾随，驾驶那辆车的是一名梳背头的男人。有一次，艾停下他的车，跑向那辆扬长而去的大众汽车。艾把这事也发在Twitter上，“他仓皇逃离了，”他写道。
　　整个下午，艾都在通过Twitter邀请人们参加当地一家老妈蹄花店的聚餐，这是成都特色小吃。毫无疑问，他的粉丝们三三两两地出现了。这群充满活力的人大多是年轻的专业人员，包括律师、网页设计师和记者。这个小餐馆最后座无虚席，只得在门外摆放上折叠桌和塑料凳子。不一会儿，艾的群体就沿着人行道铺展开来。这也是一顿数码大餐，餐桌上所有人都在拍照并用手机发送Twitter更新。这很容易让人忘记Twitter在中国是被官方封锁的。
　　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声音温柔的律师，她介绍说她的Twitter名字是@maplered。我问她为何而来。她答到，“艾未未不断地地寻求更多的公开信息，他是为整个社会而工作，我景仰他，我应该以他为榜样。”
　　一名便衣国保正从马路对面拍摄聚餐，我问这位律师是否对来见艾有所顾虑。她说，“当然会害怕，你会害怕有一天你遇到麻烦，但是你不能让这种恐惧阻止你去做那些促使正常社会成形的事。我们想要的只是正常，一个我们可以表达悲痛和悼念死者的正常社会，一个做错事就会被惩罚的正常社会，一个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会被鼓励而不是被监禁的正常社会。”
　　期间，趁着艾未未离开桌子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我问他如何看待那些批评他漠视中国实现的成就的观点，这些言论指责他正走得太远，又迫不及待。他摇了摇头，指了指坐满了人的餐馆说，“这些人都着相同的价值观。不是我虚构了他们。我正在为之努力的动机，他们也心怀感激。” 正如艾所见，中国人的生活无可否认是有进步，这并不是知识分子们放弃激励、卸下社会责任的理由——相反，这些进步令这种需求显得比以前更为迫切。因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满意于频繁出现的机会，而推迟了要求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的愿望。艾说，“我认为许多人，尤其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只是在试图给自己找借口。”
　　他的一些支持者担心他忽视了风险，他最终可能入狱或者在一次海外旅行后被禁止回国，我提到了这些。“我不在乎，”他说，“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我父亲——他的一生全都在面对这些最恶劣的社会敌人。所以我对这些想得不多。“
　　在成都的最后一个早晨，艾去了他的最后一站：西安路上的派出所，他想要提交去年他被当地警察殴打的正式投诉。他不确切知道警方会作何回应。这个派出所是一个漆成蓝白相间的小院办公室，院子前面停着一辆警用自行车。
　　艾由律师陪同，还有其他人到了前台，一位警官问他想干嘛。”我在安逸旅馆被非法羁留和殴打，“艾说，“我现在来投诉。”警官看上去很疑惑。“谁被打了？”他问。“是我，”艾重复道。他的出现引起办公桌后小小的骚动，警官们想要搞明白怎么对付这位带着随从的大块头。然后是常见的一幕，艾掏出手机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更新：“提出问题，被合理、友好地接待了。”经过一些反复交涉，艾和律师被领到一间有一台电脑，白墙裸露的小办公室，两名警官开始记录他的投诉。
　　到这个时候，那天和艾一起的所有四位摄影师跟着他进入了警察局并开始录下讯问过程。三台摄像机挤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以奇怪的角度进行拍摄，而第四台则从窗户外把镜头伸了进来。接着第三位警察带着他自己的摄像机进来，开始拍摄艾和他的随从。最后，另一位警察也加入了，他也扛着一台摄像机，开始拍摄。看到这一场面，我意识到艾已经颠倒了艺术与政治原有的逻辑：不是让艺术服务于他的抗议行为，相反，他已将独裁机器融进了他的艺术之中。异议者，和艺术家一样，都需要观众，不过我无法分辨我在这一场景中是作为记者还是某个道具，或者两者都是。
　　电脑前的官员转身过来问道：“你的单位？”艾说：“我没有单位，我是名艺术家，”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自由职业者。”
　　过了一会儿，那个警察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只留下了艾和他的律师，并要求摄影师停止录像。两名警官要求查看我的护照，并命令我删除手持录音笔中的内容。我只是反抗了一下，没有太多动作，毕竟，还有另外四个视频可供选择，还有，美国警方大概也不乐意我在警察局里录音。
　　又过了一个小时，警察局的大门再次打开。艾咧着嘴笑着走出来，“完成了！”他大声宣布。警察接受了他的投诉。他扬起双手做了一个欢乐的舞蹈动作——一种介于鞠躬和企鹅展翅欲飞的姿势。他掏出手机向Twitter公布了最新的进展。“今天前进了一点点。” 在停车场里，摄像机重新恢复了拍摄。
　　原文标签：艾未未在北京和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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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艾未未接受CNN Amanpour访谈 电骡下载 ed2k://|file|艾未未cnn访谈.avi|253359770|845CC00F81D72B4B852D905B97143129| /|sources,59.152.193.13:4662|

　　艾未未：《南风窗》采访录音整理
　　来自：http://docs.google.com/View?id=dnv2v7w_2f66sg4hf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那时我在火车上。走到石家庄，所有对面来的车都冲我们喊：别去了，地震了！他们不知道是唐山地震了，以为是北京地震了。我想，我这是从新疆来的，已经开了 70多个小时了，不去我去哪啊？我还是回来了。我从长安街走到中山公园，在公园的亭子里睡了一觉。半夜一晃，有人就从亭子里扑通掉进水池子里去了。我在北京的地震棚住了几个月。老下雨，那时连整块的塑料布都是珍稀之物。
　　第一次去四川灾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去四川灾区？
　　512地震以后，我说过，是“蒙了”。我想全国人可能都是这样，因为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但是很快，因为灾难的反应很多，它是一个系统打乱了另一个系统。我们所说的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国家、应对灾难的这种可能性。关于那一段，我就不说了，因为大家情感上都是差不多的。我当时没有做救灾，因为我觉得这个灾难太大了，政府来做秩序会比较好，效率也更高一些。关于地震的报道我看了很多，刚开始当然是悲痛和震惊，很快的，就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宣传的成分越来越大。当时，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去了四川，我想亲身体验一下。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从中看到一些，感悟到一些，或者说让这个事实变得更具体，而不是只从网络或者电视上得到。然后我们就去了。
　　我们拍了一些录像和照片，除了北川以外的其他区域，我基本上都去了。因为北川的道路当时已经不可能通过了。据说是不可能通过，后来我听说还是可以过去。之后，我在自己博客里写过很多文章。最近在整理时，我才看到我曾经反复提到，对教育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在伤亡人数统计以及一些其他信息的公开问题上，我是很不满的。不满是基于社会面对如此大的灾难，又唤起了如此大的人道主义关注，不光是中国，也包括海外华人，无论是何种理由，面对这么一个事件的后续处理上，我认为是非常不当的，缺少承担责任，甚至是尽到政府的义务。
　　我在很多篇博客里都问，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名单。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众多人的一个问题：当你看到灾区的一个个学校塌了，几百个学生压在下面，但是周围许多的房子都没塌，自然会想到这个学校的建筑质量出了什么问题。你看到许多学校塌了，有些学校没有塌，有的学校塌的是教学楼，也有些学校塌的是宿舍楼，这是用一种逻辑没法说清楚的。你没法说，地震必须塌教学楼，因为它跨度大，因为有些教学楼没有塌。所以说，这是一个无法含糊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么多生命失去了，这些生命是孩子。这些孩子，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真正是未来。对那些农村人来说，尤其只有一个子女的，那些从幼儿园到十八九岁，马上要走入社会或者进入大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可能把过去十几年的情感和力量、财富都供给了这个孩子，现在瞬间消失了。
　　这件事情问责是必须的。按道理说，灾难这种事情并没有谁有义务来“买单”。今天，我看新闻上，意大利的总理说，我们必须查豆腐渣工程，因为有一个学校塌了。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第一反应。当然，在没有证据，没有科学调研的前提下，这一切都说得太早了。但是调研是最起码的，是对人民、对舆论、对所有社会最起码的一个公正，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在等待近一年也没有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决定做一些个人的努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是期待，因为因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埋怨。然后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这个时候，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作出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至少你个人所希望的社会，在你个人行为当中是体现出来了。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这件事这样发生是我不能允许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社会有人这样去做，有人去坚持，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事情会好办很多。不会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话之类，是作为旁观者。这是社会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会牵扯到一个理想的问题，通常我们说争取社会的民主，事实上争取民主我们已经不大谈了。十七大谈的是，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未必要民主的社会，但是科学的社会也可以。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呢，我觉得，事实基础是第一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对“真” 的诉求上，“真”则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基础的认同上。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们未必要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具有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是十七大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三个代表”以后最主要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我们顺着它说过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实、真相、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这些都是逃不开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来自于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来自伦理和道德的规范。那么同样它要来自于全民的意识，这个意识包括问责、监督，我觉得两者都不可缺少。没有监督的政府是不可能有自觉的意识的，在全世界都是这样，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或者是中国。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个没有监督的政府必然是腐败的，必然是滥用权力的。这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一个背景。
　　从做的方式来说。我们派了一个纪录片组，先去摸了一下底。我们采访了二三百个遇难者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亲戚，让他们谈了在什么地方听说地震，地震时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难了，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后来到学校以后的救助情况是什么，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抚工作，包括现在的现状。我们做的访谈比较详细。同时我们去寻找这批遇难者的名字。这批资料回来以后，我们发现里面问题太多了。60%以上的家属在地震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掩埋在哪里，掩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通知。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孩子没有死，是被送到了医院，然后再没回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很多家长被取了血，做DNA鉴定，但是后来就没有了音信，再去询问就会受到冷遇。说人太多，我们没办法做等等。总之问题非常多。当我们做到七八百个人名时，我们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情。
　　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具体的死了，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名字。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意识问题。确实，因为一场灾难，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那么活着的人和死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人是真正的死了，什么时候是被活着的人所记忆。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时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到一万这样的数字。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必须找到这些人，了解到我们失去了什么。如果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然后才可能知道他们是怎么失去的，在哪里失去的，是由于什么原因失去的。
　　我们就在网上贴了帖子说，我们要做一个公民调查。这个公民调查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责任，一个是真相，也就是事实，还有权利。责任、事实、权利。责任事实上包含着个人的责任和作为个人的群体——国家、政府的责任；事实包含着政府应该公布的事实和我们希望知道的相关信息；权利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问责政府，监督政府。这个问责和监督是保证社会稳定、和谐的一个可能。失去了监督和问责，可能会出更多更大的问题。这还是从有效性上来谈，什么样的社会效率是高的，什么样的社会有可能向前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基本的理念是保证这个社会可能向前发展的一个前提。在我们宣布了这个事情以后，迅速得到了回应，到现在可能有三四百个志愿者愿意加入，反应比较强烈。我们手头上有70多所学校的名单，根据不同的毁坏程度，做了区域性划分。
　　我们开始送出我们的志愿者，负责不同区片的调查工作。想做这件事的志愿者有三四百人，最终参与的有一百人左右，在那边实际调查的有五六十人。主要调查的方式是走访学校和受难者家属。在这之前有个细节我没有说，就是我们打了两百多个电话给四川省的各级政府，从各地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到学校校长，还有各个县级的部门，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名单是国家机密，或者说不对个人公开。信息无法获得，同时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会在什么时候公开。这导致我们更希望能在五一二之前获得比较完整的信息。我们把志愿者逐批送出，他们在四川不同地区进行调研工作。尽管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阻力，几乎 80%的志愿者都有被拘留和带去问话的经验，有的在三到四次。但是这些志愿者们，从十多岁到八十多岁，他们的觉悟让我感动，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对民权、对公民责任有觉悟、有行动的人。志愿者受到了非常不礼貌的待遇，有两个被打。昨天还有一个去医院做检查。
　　对方把志愿者带去问话，主要想知道什么？
　　对方，主要是警察。他们问的最多的是：第一，你们是什么目的；第二，你们为什么要拿到这个名单？第三，你们后面是什么样的组织，谁资助了你们。等等。他们会轮番地问，五六个甚至十多个人来问，基本上是用对待犯人的方式。有的志愿者必须双臂抱头面对着墙，有的被打，被搜身，被扣留所有调查的文件。接受训话，甚至半夜三更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县的路边扔下，这一切都很戏剧化。昨天，在798开音像店的老羊被打伤了，去医院做了鉴定，今晚他会把过程写下来。他是一个懂得维权的人，被打过之后头晕想呕吐，我想那是脑震荡的表现。
　　对方认为这件事里可能有一些阴谋？
　　不，我不认为是这样。他们想阻止这个调查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去之前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计划和意图，让对方不要伤害我们的调查者。等于说是，打一个招呼，告诉他们我们要来了，你们应该了解我们所有的意图。尽管这样，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四川省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做的事，用很简单的词来概括就是“ 维稳” ——维持稳定。维稳既不是一个政治理想，也不是法律概念，它是一个简单的家长式的说法，就像家长说“听话”、“不要闹”，但是他也不说为什么不要闹，也不问你到底是在闹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习惯性的做法，这种做法显然是要被这个时代淘汰的一种文化。因为真正“维稳”是对问题的发现和疏导，而不是对问题的遮掩和打压。那样是不可能“维稳”的，只会形成表面的秩序，但是实际上仍然是豆腐渣工程，是一种社会的豆腐渣工程，表面上抹得很光，但实际上是败絮其中。说塌就塌，一遇问题肯定出事，因为整个结构都是没有任何人会认同的。
　　在我们接触的家长当中，几乎所有人，百分之百的人怨声载道。他们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其中很多人有一次两次甚至七八次进监狱的经验。他们都失去了孩子，他们中有被扣押几十天到几个月的，都有挨打的经验，被警察暴力对待。不止是因为上访，几个人以上的见面就会有问题，几个人在一起议论，或者说他们都需要心灵的安慰。你想，这些农民他们是没有太大能力的，他们并不是一个运动的组织者，或者说，唯一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场地震，就是他们都失去了孩子。他们的孩子都是在同一个楼中失去的，这栋楼粉碎性的坍塌了。看到这些他们会问，我们的孩子怎么那么倒霉啊，其他的楼都没有塌。他们是不会相信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和理解的。很多人再没见过他们的孩子，包括对尸体的处理方式，包括之后的很多很多问题，都是需要解答的。
　　灾难是什么？它是不是按照日常的秩序来发生的，这个体系在处理日常的事务时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在处理这种非正常的秩序，实际上社会的经验、应对能力、理念都会显得更加匮乏。这也是这次地震深刻的一个教训。付出了这么多生命，是怎么付出的，救助是不是有效，我们不能光说情感，情感是没有用的，情感每个人都有。救助是不是有效，这是最重要的。很多人认为，如果救助有效的话，死的人连一半都不会到。更多人认为，如果没有豆腐渣工程，没有建筑问题可能伤亡会缩小到很小，可能只是十分之一的人。
　　当然，人们都说，死去的人也没法救活了，你这样说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嘛，或者揭伤疤么，但是我们接触的家长们都希望世界知道，他们希望有人来为此承担责任。他们被无礼对待，被威胁和监禁。有些镇子整个电话都被换了，这些电话都被窃听。我们打了谁的电话谁当时就被捕，这个速度和效率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公用电话打电话，也会有警察到旁边等着。在成都，我们刚打完电话，警察就在楼下等着。我们想约人到公园，在车停下来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十个警察就围上来，还没等我们出出租车。效率真是不可想象的。电话都被监听。但我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是公开的行动，我不希望别人对我们有神秘感。我们最神秘的可能是我们的伦理，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伦理很简单，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是对生的不尊重，实际上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一种贬低。所以，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同，才会有这么多志愿者，有的在学校里，是学生还在上课，有些辞去公职说，今天我辞去了工作，我明天愿意去。有些是孩子的母亲。很多白领，从事IT业，各个行业的都说我们愿意去。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公布名单是否是孩子父母的意愿？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被外界打扰？
　　这是城里人一种很文明的想法。对于农村的一对父母，他们失去了孩子他们就失去了未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最大的感激就是有人能提起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遇难学生杨小丸的母亲，她告诉我说，孩子刚被掩埋，她就被通知去掉工资单上5块钱的独生子女费。太荒诞了，你他妈独生子没了你也是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啊！这就是北川，要化25亿建博物馆的地方。她还说，我不想以我女儿的死来换政府的救济，我只希望人们记住我的女儿杨小丸“她快乐地生活了7 年”。
　　很多的家长，他们发短信，我们收到的各种信件都说，我不希望拿到政府的赔偿，我不希望去领救助。以我孩子的名义获得的任何一种资金都是一种羞耻。我只是愿意让人们记住我的孩子，他活了多少年，或者，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我们不会不尊重他人的隐私。我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是没有隐私的。这还确实是这样。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什么，他们就是需要公正。他们希望问责。如果什么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责任的，是要被追责的。我觉得，追责并不是非要受到惩罚，我对这个没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追责是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它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追责同样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代价的话，我们都要承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由于我们的错误致使我们损失了这么多，我们愿意损失更多来挽回我们的错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是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政治理念下，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利。
　　家属们对你做的事是什么反映？
　　家属们就是哭哭啼啼，感激我们，要我们主持公正。我们主持不了公正，我们只能问清楚名字和信息。
　　从开始收集工作到现在，政府有没有相关的回应？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改变？
　　这个问题我不太能回答你。我能说的只是，直到昨天我的博客仍然在被大面积的删除，我说的“大面积”是指一次就删一两百篇文章。这一两百篇文章都是和四川地震遇难学生名单有关的信息，还有我们公民调查的日记。
　　大量删除我们志愿者的日记，这些日记每一个字都是事实。这些志愿者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带情感地去记录他们看到的事情。这些都是事实，对于将来想做这样事情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本。也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一个理由。并不是我们站在道德的高度，我们站在道德的最底线。并不是说我们去审核别人、审查别人，而是说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勇气够不够，我们是不是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并不是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轻松去谈的，不是，他们都付出了代价。他们要翻山越岭，他们要夜间在雨中行走，他们要受到别人的冷落或是误解，甚至是殴打。他们付出时间，获得的是几个人的名字，这些名字还会被人从他们的笔记本上撕掉，被人用马克笔涂改，认为他们是间谍，是藏独，或者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的社会到目前就是这个水平。你可以说，这个水平可以，我认同这个水平。你也可以说，不可能，这有点原始，我们是有可能改变它的。
　　工作打算持续到什么程度？
　　我说过很多大话。我说过，持续到最后一个人名发现，持续到我还活着的那一天,只要我的意志还在，我就会做下去。我希望这是一个日常的工作，我希望问责是我们的日常行为,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是512。
　　对这些名单有没有什么打算？
　　现在已经很奢侈了。我们有很多打算，我希望通过这个名单，让遇难者家属感到来自社会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一些钱，不只是一些数字和写在砖头上的号码。这种尊重也不仅仅是一座价值25个亿的博物馆，或者说灾难旅游的一部分。而是社会能够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失去，理解生命和死亡的关系，包括应该怎样活着。问责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经验，是成为更积极、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阶层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承担。
　　除了四川地震这个巨大的灾难，更大的灾难可能是我们日常的悲剧，而更大的悲剧是“太阳一出来，就啥事都没有了。”
　　是的，遗忘是回避伦理审判的技巧。作为国家的遗忘、作为社群的遗忘、作为个人的遗忘，都是一种伦理沦落的选择中的一种技巧。
　　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你父亲的诗？有一篇叫做《他死在第二次》，这个给我触动很大。不知道这首诗所表达的，和你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很吃惊你会说起这个问题。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父亲有这样一首诗，直到你说起。啊，真是。 “等那青草覆盖的泥土……在那些土堆上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即使标出，又有什么用呢？”他是一个非常生命至上的一个人。他曾离开中国三年，去了巴黎。他说那时他离开是为了回来。等我去美国时，我说，那是你们，我离开了就不回来！没想到这么坚定的想法后来也改变了。他们那辈人复杂性不强。我在新疆待了16年，北大荒待了一年。其中5年我父亲在打扫厕所，多年待着没事。他已经身份是右派了，我和他没太多交流，因为他60多岁，我才十几岁。回国后我们交流也不多，他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气了。在十三条的四合院里说的。可能我从美国回来之后有点傻。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一直记得。我觉得，确实有时我们都太客气了。
　　以前很讨厌别人提起家庭和父亲的关系，后来我也能理解。你自己什么也没有，人家当然要这样联系。媒体这样写有时也是为了好发，或者有一个立场。所有父亲不好的基因，我都遗传了。他比较个人主义、反权威、自由化，比较喜欢谈公平、人性等等。（他会赞同你现在做的事情吗？）不能想象，他从来没有赞同过我做的任何事情。但他也没有反对过我。我父母都没有能直接地影响我。他自顾不暇，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来了客人要问，他也不知道，挺丢脸的。我有时随口跟他说一下，上三年级说是六年级，客人还会很奇怪，六年级人还这么小？回北京后我们借住一个工人家里，工人是他的FANS。他恢复名誉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他的地位我都没享受过，还好没有。
　　这首诗讲的是，即使用崇高的理想也没办法来替代个人生命的价值。虽然人们一贯给牺牲找到理由，但是我们也看到，那些牺牲的人们我们有多少能记得他们的名字。如果他是在解放战争中死去的，那他有可能是死于国民党，现在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的枪下；如果是在越战中死去的，那现在更不要谈了。我非常认同艾青这一点，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在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他们真正的打击不仅仅来自于地震，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他们的遗忘，或者是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这样的痛苦遭遇会伴随他们一生。
　　你对他的疑问“即使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有没有同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不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做，他所表达的是对一件事情的感伤。当然，我也有这种困惑。但是因为我们谈一个生命的价值，这些死去的孩子，跟它相关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年龄和他们曾经属于谁、在哪里失去的、因为什么理由，这是生命完整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他们的忽视和遗忘是生者，是我们的死亡，是我们对这一价值的一次亵渎。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当你发现你无法做出改变时也是很郁闷的。当你发现一个明显可以改善的方式一直没有出现，这是很郁闷的。但是同时因为你这样去做，从而去证明了一个生命是完整的。一个人的意识是决定于人类的意识状态的，每个人的价值观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不管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可能性下，个人的价值都是必需的。这就是用途了。当然，更多的用途是有可能引起另外一个生命的共鸣，或者我们的意志是可以共享的。这是交流的一个需要和动机，通过诗歌、文字或者博客，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你对自己做的这件事有信心吗？
　　不是有信心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不做，你就否认了很多价值。你是否能承担得了这种价值的缺失呢？你可以说，喔，我看到一个人受到别人攻击我不管，看到一个人倒下我不扶，看到要出危险我不说，那已经简单到这种程度了。这没什么好说的，不是可以商量的，或者说也不是因为有了某种成果我们才可以去做。做，已经是结果,坚持你的所想，就已经是结果。
　　你博客上的那些言辞有时更像是流氓骂大街，是你主动选择了这种表达方式，还是被动接受的？
　　首先，我也是在一种非常疲惫的状态下。因为交流的手段非常有限，甚至单方面的交流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什么作用的时候，也会有对自我的放弃感，有很沮丧的感觉。这时候我的言辞可能会不体面，很大程度上我是表达一个态度。因为观点每个人都懂的，我不觉得谁在这种基本问题上、在观点上有什么优势。我相信甚至连我们认为的对立面，他们也懂得我们在做什么，只是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不允许他按照我的这种方式来做。态度的表达很容易带上情感和情绪，我毕竟不是要做一个人的典范。我不想说我是有规矩的人，我只想说我是有态度的人，我是有意图的人。
　　除了收集地震名单，我注意到你也参与了很多与公民利益有关的事件，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从最早做艺术、做建筑，到现在关心政治，这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我在不同的地方说过，最早我做艺术是对权力的一种回避。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全部都死了。可以说是大面积的伤亡，不要说是碰，你可以看到只是不留神的撞到都会出问题。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人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从事艺术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可能性。后来去了美国，对另外一种社会的价值观，个人和权利的关系，包括冷战后所形成的世界关系，逐渐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逐渐认识到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人或是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是没法存在的。
　　当然，这仍然要通过一定的社会条件来完成。以前我做了很多采访，后来我认识到博客、互联网的作用，我用了很大精力在互联网上。我可能是，估计在世界范围内发帖数量最多的人之一。3年内我发了3000多个贴，平均每天3篇。以前我是不会用这些的，每天都发这么多帖，除非你是一个什么都不干的人。3年里同时我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几十处建筑，做了多个展览，出版，策展，做了很多对别人的访谈和其他的活动，但是我还是真正地爱上了互联网，它使我们变成了另一种人，这种人有可能和他人产生更复杂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是非常轻、非常虚幻、非物质化，但同时也能是坚实、有信任感、很默契。这是我喜欢的状态，若即若离但是又任何时刻都存在的状态。在这之前是不可能的。
　　今天又贴了几篇博客？是你自己写的吗？
　　贴了2篇，以前被删除的，我重新贴回来。因为有一个人数的统计。最后，我希望还是政府来做这件事。他们永远都不知道是谁养着他们，他们想公布就公布不想公布就不公布？
　　你想过专门弄几个博客吗？
　　我特别想那样，我都想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辞掉，专门弄博客。搞一个办公室里面有200个人，天天在里面发博客，建立一个博客国，我们可以用我们混乱的意识和我们酒后的状态来瞬间繁衍所有的奇思乱想
　　那你想没想过专门架设一个国外服务器的博客？技术上并不难实现。
　　很简单，翻墙。但是我希望我的博客是，人家摔了一跤才知道你在那，而不是人家专门去找你。因为博客最美的地方就是一个完全不了解你的人能进来，然后坐下看一会儿。我不希望志同道合的博客，这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我觉得翻墙找来的这些人可能已经过滤了一些人，比如他们是关心时政的呀……
　　你希望看热闹的人都进来？
　　反正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吧。就是你不明不白的也挨了一砖头那种。不是战士站在一起，像仪仗队一样前进，那样我不喜欢。新浪这个虽然每天都在删除，但是对我已经很优待了，至少没有给我封掉。有人问我为什么还没被封，为什么敢说？那是因为我吃了豹子的胆，豹子现在是国家保护动物，没有人吃过，我在新疆时吃过。他们为什么没抓我，可能我就是安全局所雇的，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这么天真？
　　你曾经说过，小时候已经对人性和现实有了认识，那时你所认识到的现实和人性是什么？
　　我认识到的现实是一个永远不能走到尽头的隧道，可能是再不会天亮的夜晚。人性也可以是完全没有善意、同情、怜悯、正义的人性。可能会长期这样，也可能永久这样。这是我童年的认识。
　　后来这些认识有没有发生改变？
　　有。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周围打扫干净；为什么我们应该告诉别人什么地方有危险；为什么我们会说，哦，这阵风吹过来很舒服；为什么会说，今天冷了多穿衣服。我们是人类，是很脆弱的的一种东西，我们必须维护这种脆弱性，否则是不堪设想的。
　　这些认识是在美国生活的日子所带来的改变吗？
　　是的。美国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生活在所谓“民主”的国度，或者说是西方标榜的一个民主的状态。但是这个所谓西方标榜的，至少在我24岁到36岁这段时间中为我能够修复我心理的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条件。那里使我能够自由放任，不说胡作非为吧，至少是没有人会使我的尊严有所伤害。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美国那段时间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表达方式或者价值观？
　　价值观方面多一些。因为你是活在一个绝对个人化的真空里。没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别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想那还需要去做什么？你可以不做什么，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你不得不去想的问题，因为你正处在青春期，那种想做点什么的年纪。我在那个时候，表面上看荒废了很多年，什么也不做，彻底地放弃，在美国成为了一个非法移民。
　　在美国，我们烧烧国旗，游行示威是很正常的事情。海湾战争游行我也去参加过。大概是88年吧，有一次，警察想把我们的公园优化一下，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园，实际上那里是流浪者和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我们不希望被优化，愿意他们住那，虽然我不住那。我们就上街闹，刚好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交给纽约民众自由工会，专门监督警察的。这些照片直接导致一个警察局局长的下台，还处分了几个警员。这个运动持续了一年多。
　　纽约我待了十年，太熟悉了，很无聊。后来连起床的理由也没有了，美国梦对我也没有吸引力。我什么工作都做过，锄草修房子带孩子洗碗……任何活我都做。为了下月生活费。我用了两年时间在大西洋城赌博。我忽然发现，需要钱就去赌场提，那就像我的私人银行一样，一点不夸张。那时，我住的街区经常可以看见那么长的一辆白色卡迪拉克，缓缓地停在我的门口，一个司机戴着白手套，拉开车门，我从地下室出来，上车。车缓缓地驶向赌场。他们开车来接我，总统套房，法国大餐为我准备好。我业绩很好的。那时我穷得没什么可输，所以还蛮认真的。每个星期有50多个小时在桌面上，像上班一样。我草这么长时间还活着，还不是英雄？还非得中两弹？我都不觉得那是赢，我每次去带回三五千，搞得我很累。我这辈子去的最多的城市就是大西洋城。
　　有一天，我站在百老汇街头，很奇怪我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年。我没拿学位，也没拿美国的身份，像个流浪人一样，没有家也没有财产，到现在我也不会开车，该没有的我还都没有。还好，我没有轻易地去依附于某种价值。我空手而去，也是空手而归。
　　没有依附于某种价值，那么是不是就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说老实话自己也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们都没有什么，除非我们把我们的结构跟社会的结构放在一起，跟他人的情感放在一起，否则一个生命如果完全孤独生存的话，就很难证明它的存在。
　　52年中，你自己思想发生转折是在那几个阶段？
　　我去美国是24岁，回中国是36岁。开始比较积极地做事情应该是在48岁左右。每个本命年时，都是我的一个转折点。05年的时候我48岁，在艺术方面我投入比较大一点，06年左右我很多时间是在做建筑。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从小在新疆，住在一个连队，一个偏僻的戈壁滩上。9岁的时候，我就想去放羊，因为我已经感觉到社会很排斥，放羊是最孤独的，也是最自由的，可以和羊群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我也没法和羊群在一起，我们有400只羊，它们在前面走，掀起的尘土我自己都看不见自己。新疆的土是碱土，干的时候就全都是扬起来的，有几滴雨就变成烂泥。
　　到了美国，实际上我又到了一个荒漠。因为我不懂英语，又不是移民，我所有在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在那个社会是完全没有用处的。所以我很尴尬的在那待了很多年。那也可以，毕竟那个社会生存比较自由，所以我也很容易地在那里过着，实际上还是完全没有意义和含义。我没有目的，我也不希望拿到一个学位，我也不希望在美国拿到身份，我也不希望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财富或者稳定的基础。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因为我是一个来自革命的年代。从那个年代一下子到了纽约之后，我再次发现自己是一个外人，或者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93年我回来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这点改革开放还不算什么，中不中西不西的，整个乱七八糟。到我真正有能力去做一些什么的时候，是在2000年左右。我盖了这个工作室，莫名其妙地开始做了建筑，我从来没学过建筑，我做了很多建筑，做了60多个项目之后，又开始重新回到做艺术。现在人家说，唉，你怎么这么关心政治？其实我都是自然地进入的。可能是一个事件，我发表了一些议论，然后这些议论又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事件。
　　哪个事件是那个最初的触发点？
　　最初是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讲钟南山的电脑。是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因为他丢了一个电脑，就说还是应该对这些人收容遣送。以我的美国经验，当时一下子觉得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如果你们去看我最近的一个展览，应该去看一下，如果你们去看了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如果有 30万留学生的话，我可能是唯一参加过反海湾战争示威游行的，我也是唯一在美国本地参加了很多反警察暴力的抗争，还有维权的游行。无论是组织还是报道。我的照片在《纽约时报》、《纽约邮报》都用过。我针对的是系统和体制，维护的是个人的权利和价值。我在90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个人和权利之间可能就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矛盾。
　　杨佳案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哪些细节最初打动了你？
　　杨佳案在媒体上出现的那一秒钟，我就看到了。当天我写的博客“一个孤僻的人”。触动我的几个细节是：他的名字、年龄、上海作案的北京人，出身和地域，再就是媒体最初的反映。谈到了他的双亲，工薪家庭，生性孤僻。当时我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像这么一个人基本是没有可能再说清楚了。我在博客里写：“孤僻可能是因为自己羞怯，或是因为他不喜欢周围的人。孤僻的人可以是一个合格公民，可以对社会和他人有用，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可以一直的孤僻下去，孤僻的了却一生。”但是如果你去招惹他的话，他会使你死亡。
　　怎么联系上杨佳的家人的？
　　直到最后我一直没联系到他的家人。后来，我发现这个案情越来越离谱了。上海公安局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极力说，我们没做错任何事情。这个人就是这样了。很显然，这里面有非常大的行政的干预和为几个打过他的警察的开脱。这是毫无疑问的。直到今天，经过一审二审高院复核，也一直没有说出这句话来，杨佳在一审中，一句话没说；二审中他说，我只想问你们打了我没有？杨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品质极高，极为聪明。他只问你这一句话，你们到底打了我没有？他不想开脱，很轻松，没有什么要逃脱的责任。他说，你们杀了我吧，没问题。但他这句话，到今天社会依然不敢面对。有人敢跟我来对质这个问题吗？什么样的社会会用所有的权力来掩盖很小的一个问题呢？这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几个不法警察对一个公民存在价值的蔑视。这个人骑一辆租来的自行车，被怀疑是偷的。他出示了证件，因为背着包在后面，没有下车，他们觉得失去了面子就给他抓到所里，关到工作间里收拾一番，半夜两点叫他滚蛋。没想到这个人是有点维权意识的。在所里就打了 110，打了电话给他妈妈，说了两百块钱电话费，不依不饶。给警督打电话。这些事情都很清楚的指向，这个人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都知道警察是会这样做的。重要的不是警察做的，而是社会为了掩盖这么小的问题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会不惜让所有人对公检法失望。关于杨佳案，我写了将近70篇文章。有很多晚上我无法入睡，我觉得我必须写出来，有点半疯状态。其实我还是在探讨一个简单的伦理，如何实现公平正义，这些和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现在公安私下说，草，这个事我们做砸了，我们把自己给饶进去了。我们本来是想保护奥运的，现在我们知道对不起了。对不起，我靠！这叫什么社会啊，这连黑社会都不叫！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30年前会怎么样？30年后又会怎么样？
　　30年前几乎没有偷盗问题，警察也不会打人。除非是意识形态问题，不然我想杨佳不会死。如今的警察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腐败。30年后，我们还有30 年吗？假如有，我也不知道，这和中国走向何处很有关系。我们有可能走向开放、富裕，但也可能走向巴西模式、墨西哥模式，出现所谓“贱民”。那时矛盾会更加激化。现在中国在路口上，两个方向都完全有可能。
　　你说过“漠视政治的艺术家是愚蠢的”，你欣赏哪些介入政治的艺术家？
　　我认为，如果说艺术家应该算是人类神经比较敏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眼光比较犀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之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无所表达的话，我很怀疑他的道德状态。我完全不认为艺术是一种美化生活、装饰生活的需求，我认为艺术必然是唤起人民良知和自我价值的审定、判断的一种可能性。
　　你认为像哈维尔一样，由艺术家成为总统，这会是一种理想方式吗？
　　我相信所有做政治的人都会说，这样做很幼稚。政治是一个很神秘的，不可触及的范围。但我相信在一个比较可以让人生存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涉及政治。每个人都应该触及不可触及的领域。每一个都应该活得更加天真一些。我们不需要高深的政治和神秘的政治，我们不需要这些排除普通人情感和普通人判断的政治。这是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的区别。比如说，在美国，做审判时需要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不能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他不能受到任何偏见，他越无知越好。他不能够说，我已经对这个事件有了看法。为什么我们在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时候，要用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判断？因为我们相信世界的幸福就建立在这个最简单的判断上，没有这个判断就没有公正可言。昨天瑞士的前主席来我这里，一个人，大使陪着他，随随便便过来，一个人又走了。你会看到，为什么他们在那个社会里那么不重要。他说，我们完全不重要，我们有七个部长，轮流一个人做一年主席。他说下一届又要轮到我。为什么在有些社会了，政治家会变得如此重要？必须要全民来欢呼，要检阅三军，在另外一个国家政治家走着路上班，他们到一个有意思的市场去买菜。这也许就是社会制度不同吧。
　　但是在有一定权力的时候你的表达才是有力的，你的声音也更容易被人听到，如果说一旦拥有权力这种表达就会失去客观或者独立性的话，这之间是不是一种矛盾？比如，如果我希望更多人听到，我就不得不借助我的身份。
　　会是一个矛盾。你会为了表达而去获得某种权力，而由于获得了某种权力你的表达又已经发生了变形，这都是可能的。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独立的人用最原始的价值观进行拷问的原因。我们不但对个人，对政府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允许一个体制说可能是这样那样，我们说没有这样那样，必须是这样。不在这个基础上我不玩。这个游戏只能这样玩。要不然，跟你玩的人在偷牌在作弊，在做各种手段，那你还玩什么玩？
　　你自己怎么解决这个身份的矛盾？
　　我的身份很简单。没有这样做之前，你没有名，你这样做之后，因为大部分人放弃了这个权利，放弃的人说你有名了。因为他把他的权利交给了你。我想，如果你很想有名或者你觉得你没有名，其实都可以，关键是你在做什么。你现在没有名你也可以这样去做，这样你的后代可能会变得有名。这个问题很难去谈，关键是你用资源去做了什么。这个资源在你这里和在他人那里有何不同。我觉得所谓一个人的声望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资源，同样知识也是社会资源，它们共享的可能性和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才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你会不会因此讨厌那些利用社会身份来讲与基本常识相悖的东西的知识分子？
　　我觉得，通常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这些人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甚至觉得几乎是没有的。这是件悲哀的事情，因为知识是一种公共财富。在用更科学或者更富有伦理标准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群体利益的时候，知识才有价值。我们看到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运用了这种价值呢？你翻一翻我们的历史。有几个人曾经用他知识的身份维护过公众的价值？我觉得他们也没运用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很谄媚，只是马屁精。这些人挺多的，只是想混饭吃。因为知识本身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更是和理性、科学这样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
　　有很多像你一样做各种努力的人，很多选择皈依宗教来获得心灵上的支撑，我想知道你在痛苦和困惑的时候选择什么方式作为支撑？你的信心来自何处？
　　在信仰问题上，我挺简陋的。我的信仰是非常单薄的一页纸，翻过来那边就没有东西了。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但是我有点担心的是，在这边我也没有写满。这就是我现在真实的状态。我觉得，在我们生存的这七八十年，或者五六十年，又或者有意识有精力考虑问题的这三四十年里，实际上对自我的关注都很有限。因为生命本身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过程。包括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包括对自我心理和情感的认识都会是比较茫然的，或者说都是处在一种迷惑的、很难达到和解的、真正认同的状态。我很难想象我会去依附另外一个系统，无论是宗教的、伦理的、或者是其他能告诉我怎样去做的系统。
　　你觉得未来社会如果发生变革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变革，什么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全民的教育。这一块在中国已经彻底塌方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太多去谈。我多次提到为什么我最信任80后，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最彻底被教育所荒废的一代。他们是被教育遗弃的一代，这使他们转向了网络。网络是一个机会，杂草丛生，他们进入到荒原当中，有可能发现珍稀的奇花异草，也有可能死在荒原之中。但是我认为至少他们是有可能的。
　　那未来后五十年你会变成一个公民教员吗？
　　后五十年？我是王八？王八采访录？公民教员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如果我不做自我教育的话，我会失去兴趣。我从我们做名单收集这件事开始，到政府的反应，到民众的反应，到警察、到参与者的心理变化，那些志愿者写回来的报告，他们个人家庭里发生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比任何好莱坞大片好看，都会让我伤感或者是激动或者愤怒或者感动，都可能。我们出去的过程，要翻过一座山，要过一条河，有时天会黑，有时会下雨下雪，我不认为我们真的会走到哪里，但是你如果不让我们去走、去感受又不可能，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有的权利让我们去感受这一切。这是我大概能够想象的。我希望我的行为和我的做法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大家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很无知、很不安分或者很无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做这件事也许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会产生某种信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做和说是不一样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图也有清晰的结果。
　　以后，我准备做一个公民发布会，把我未来要关注的10件事公布出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维权的人，都是维护了别人利益的人。我现在是20岁，我开始了我的80后。
　　你最近看书吗？有没有看过《中国不高兴》？
　　我从来不看书，我的书都属于画册翻一翻这种。《中国不高兴》听说了，但是没有看，是不是和《中国可以说不》有些类似？虽然没有看这本书，但是有一个问题，中国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个“国”？先不要说国民。这是一个在中国始终是可被讨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谈中国高兴不高兴都是为时过早的事情。
　　《南风窗》

　　艾未未先生在科隆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女士的谈话
　　来源：https://docs.google.com/Doc?docid=0AYqvsKb092NHZGdzcTNueGhfNzQ1ZjZqa2NiZzg&hl=zh_CN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女士们先生们，艺术是否允许，应该或者必须具有政治性，这个问题在希腊文明盛世的第一页就开始争论了。在短短的20世纪这个触动艺术家心灵的讨论，被迫席卷入广大的空间。
　　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他们产生的效应使的艺术家必须面临一个选择，尽管艺术家在他的作品里也许根本没有这个愿望，那就是：我应该支持还是反对斯大林主义、政府或者执政党？这个选择决定了艺术家们是否能够继续追寻以往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的质量及意义，是顺应还是反抗，是被捕入狱还是被驱逐出境。20世纪不仅仅欧洲文学和艺术史是屈从或被排斥被放逐的历史，这也是20世纪的一个教训。政府惧怕艺术家，因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清肃手段，以此来阻断民众接触异议和相互影响。政府监控人们的行动，以便人们无法接触到那些异己分子。政府为了保证政策的实施还设置了国家安全保卫系统。如果有谁认为20世纪这个监督迫害的悲剧已经完结了，那他就完全错了。艺术家与政府关系的拷问并没有结束。廖亦武他科隆之行意味深长的爽约就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只要20世纪的阴影还投射到我们这个世纪，只要还有一个艺术家或者个人因为他对国家、政府或执政党的批评，而身陷囹圄或不许离境，我们就必须一直在文学艺术节上讨论这个问题。
　　我高兴你们今天晚上能结识两位艺术家，他们将通过自己的经历来为我们进行报道。这里我衷心地问候 赫塔·米勒和艾未未。
　　不是因为我低估了大家的信息量，出于礼节请允许我对两位艺术家做一简短介绍。
　　我们这样安排，赫塔先朗诵一段她的作品，然后艾未未介绍一下他的作品。然后开始讨论。
　　赫塔·米勒是罗马尼亚奇奥塞斯库时期最精准的编年史作家。她的小说和杂文并没有讲述这个独裁在这个国家和在共产主义集团内的离奇的作用，而是这种统治所产生的影响。她描写了羞辱，恐惧和精神酷刑。所有的文字都集中在，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门对赫塔不服从集体、个人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淡薄的指控上。她描写了没收财产、驱逐、刑讯逼供和谋杀。她通过自己的经历讲述了发生在欧洲中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事情。
　　对这种状况难以消减的愤慨，让我们所有的人听到了她的声音，同样听到他们的还有当初制造这些罪行的人。这些人又开始将他们的行径掺和到民主之中。赫塔写道，“语言从来不是一个非政治的猎区，它总是与谁对他人做了什么相关。它总是有特殊性。人们必须每次窃听其新的含义。与不可分割的相关行动结合才能判断语言的合法与非法，美还是丑，好还是坏。在每种语言里每个说话人的方式都代表其不同的观点。”
　　因为今天赫塔·米勒和艾未未都在坐。我还要补充的是，就我所知赫塔·米勒是唯一一位支持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女作家。
　　这个倡导在美国形成了很大的一个运动，但是遗憾的是在德国既没有笔人也没有文学社团对此请愿予以回应。
　　你们知道，这个宣言的起草人，几个月前被判长期徒刑。赫塔…
　　赫塔·米勒 HERTA MUELLER:
　　我朗诵《陌生的目光》片段:《陌生的目光》或者生活是灯笼里的一个屁。（德）郝塔·米勒着，王丽萍翻译
　　异乡人归宿
　　恋家犬肚腹
　　离离原上草为发
　　孑孑夜车灯代目
　　口中食何为
　　他乡饭滋味
　　后来布谷鸣颊红
　　早熟苹果色羽灰
　　为上文下定论，“陌生的目光”首当其冲。理由是：我是移民到德国的。陌生的眼睛来到陌生的国度—–很多人满足于之一论断，但我除外。因为这一事实并非他的成因。陌生的目光，是我从熟知的故国带过来。为什么会在那个熟悉的环境中产生陌生的目光？我只能通过当地日常生活中的某个一目了然的片段，对此加以描述。
　　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在乡下，我打小就常年骑车，穿过烟草地、驶过果园、越过河谷、到过森林边。最妙不过独自一人、漫无目的。为的只是有别于徒步观赏。目之所及，与车轮同行、与视线相平，宛如飞旋的“景带”。三思之后，我给自己买了辆自行车。买车原本无须三思，令我迟疑的是一句话——某次审讯中，秘密警察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交通事故也是常有的。”在城里当了四天有车族，第五天我就被一辆卡车掀到空中，除两肋多出擦伤外，还好有惊无险。两天后我被传讯，秘密警察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是啊是啊，交通事故的确是常有的。”第二天我就把自行车送给了一位女友。对赠车原因我讳莫如深，只告诉女友“我不想要了”。一天后我去理发。不等我在镜前坐定，理发师劈头就问：“嗨，你是骑车来的吗？”我可从未跟她提起过我有自行车啊！“要不要把头发染浅点儿？”她问。“我从法国搞到了漂染剂。”为什么不呢，我同意了。至少可以弄成金发吧，我心想，反正自行车是要不成了。她把白粉加水搅成膏状，抹在我的头上。头上一阵火辣辣。我抱怨起来。这样就对了，她说，头发的颜色就是这样变浅的。第二天我的整个头皮都深受其伤，而且飞快地结成一层硬痂。这层“核桃壳”害我足足顶了两周，后来像刚出炉的面包皮一样，在梳头时披纷落地。当再次受审时，硬痂几近消退，盖着头发根本看不出来。可秘密警察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要金发就得吃苦头，对吧？”他所言之事本是他不可能知道的，正如理发师问起自行车一样。
　　再去理发时，我讲了硬痂的事，理发师只简短地道了声“对不起”，就跟说“你好”一个样，非但没有丝毫惊讶，反倒在我离店前拿出三种法国香水来推销。都是商店里买不到的黑市货。黑市交易可是严禁的。我把小玻璃瓶依次打开，依次拿至鼻端。其实我嗅的不是香水，而是上次审讯的内容——秘密警察指控我从事服装、化妆品和外汇的黑市交易，并以坐牢相威胁。所有那些指控都是凭空捏造的。不知道理发师此举是为了自己求财，还是为引我上钩。
　　我没买理发师的香水，回到家中冰箱顶上盘子里躺着一位女友手写的字条：“找你帮我剪头发，不巧你不在家。”当初在工厂里我每隔几周就帮她剪回头发，可如今我被工厂开除已经很久了。第二天我去找她，想知道她是怎么进入我的公寓的。她说她把字条插在了楼梯间的门把手上。说话间她突然把食指贴在唇上，拿起电话机就往冰箱里塞。她说她早就怀疑窃听器就装在电话里。当电话机置身于她的冰箱时，我向她谈起了我的冰箱：箱顶有个盘子，盘里有她的字条，字条从门把手上不胫而至。我不得不一再重述，因为她不断地横插一句，要么说：“你肯定吗？”，要么说：“你疯了吗？”，要么说：“你再想想！”直到我出言不逊，直到彼此把杯中的咖啡搅个没完了。袅袅水汽在她的手边浮过，于是她说：“你瞧，连我的咖啡里也尽是他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成形的，与理智背道而驰。女友对自行车一无所知，对染发后的硬痂也一无所知。她偏偏在我找理发师染发的时候来找我剪头发，我也权当纯属巧合，尽管期间蹊跷不少。而她的字条落入我的冰箱顶上盘子的途径，无疑同她的电话机落入她的冰箱的途径如出一辙。女友是法学科班出身，练就了逻辑说理的基本功。而现在偏偏是她在为字条的不胫而走寻求合乎自然常识的解释：也许是穿堂风，或者门缝窗隙间的涡流。她对自己全然不信，对我全然不信。她显得很幼稚。尽管如此，我宁可相信她而不愿洞悉真相——秘密警察曾到过我的公寓。
　　我对这一切记忆犹新，是因为那是初次遭遇，此后这种经历时有发生。抑或言之：是因为那是秘密警察第一次有意让我觉察。
　　于是自行车很快就不止是自行车，染发也不止是染发，香水不止是香水，门把手不止是门把手，冰箱不止是冰箱。事物的内在统一有了终止之日。周遭的一切似乎不再可信，此耶，彼耶，抑或非此非彼耶？彼彼此此迟早归结于无关紧要的小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子。不是幻想，也并非热衷超现实，而应归结于这坦然的赤裸直截或蚕封蛹化，这令人一切纠缠不清的窥私泄密。我已习以为常，每次到家之后，先巡视一番，看看有什么改变。我想通过巡视来保留对公寓熟悉度，却反而加深了对它的陌生感。室用椅出现在厨房里，总不能让人视而不见。但细微改变被发现时，我却不得而知，眼前的改变是今天才发生的，还是我昨天或多日来没有察觉？
　　一日已过，一惑未解，夜里就这样上床去睡。当偶然事件再次清细地连成一串时，感觉脑中混乱得几近疯狂。但还须用沉睡代替沉思，还须让头脑休止，因为若是天色渐亮，迎来的又将是小事无关紧要而影子至关重要的一天。不知有此梦境，能否得到休息：
　　母亲的脸上，从嘴角到眼角的面颊，现出一方白砾石畦。走在砾石上，鞋底擦擦响。一粒小石子蹦进右脚鞋中，磨破了脚跟。母亲探进食指，把石子从鞋中捏了出来。走近黑眼圈，眼圈处出现一道黄杨篱笆，篱笆前椅子上坐着一个白大褂男人，男人抚摸着一条大狗说：这就是那条患癌症的狗。
　　梦醒时我明确地感到，从此后母亲的脸颊也有了至关重要的影子。预感很准：和母亲初次重逢时，旧梦瞬间在此浮现，我不想亲吻她的脸颊。可母亲习惯成自然地伸过脸来，一无所知地坚持着。于是我吻了她，却感到一阵透心凉。
　　这是梦后几周发生的事。而在此之前，就在梦到白砾石畦的次日清晨。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我洗漱完毕，穿戴整齐，伸脚穿鞋——感觉左脚中有粒小石子。倒出来一看，是粒黑色的石子。我瞬间想到：夜里石头子是白色的，因为黑石子会隐匿在夜色中，日间的左就是夜间的右，图像正好相反。
　　陌生的目光就是就是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渐渐地、悄悄地、无情地产生于熟悉的街巷、墙恒、物件。至关重要的影子到处掠过并到处占领，人凭感知能力紧随其后；感知能力不断闪出火花，把人烧毁。“迫害”这个蠢词给人的印象大致如此，而这就是在“陌生的目光”这一问题上，我不能接受人们在德国为我所下定论的原因。这陌生的目光是旧的，是从已知世界现成带来的。它与移民德国毫不相干。对我而言，与陌生相反的不是了解，而是熟悉。不了解的东西不一定陌生，了解的东西反而可能变得陌生。
　　通过对生活的思考，我学会了评价事物，懂得了事物与其影子密不可分。事实本身并非全部，事实引发的一切都得算在其中。然而这一理解曾被彻底剥夺。于我而言，能这样长期思考，实在是种全新的奢侈。新奢成为可能，是因为独裁倒了台。独裁当道期间，我始终生活在死亡恐吓中，包括最后移居德国的三年。在那段时期，我通常只进行原地思考。当然是从一个原地到另一个原地，因为一日就是从一个原地步入另一个原地的。然而思考总囿于当日，从不逾越。恰如行走训练，每个日子都必须重新学习行走，尽管我知道日子根本不会行走。决定性的是看不见的，昭然可见的是所留痕迹，集赤裸直截与蚕封蛹化于一身。
　　思考、讲话、写作只不过是权宜之举，永远不可能完全切中突发之事，甚至连大致切中也不可能。记忆对细节保留的越确切，我越无法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看得透的至多是事物的半面甚至半面的半面；就连这半面甚至半面的半面，也总是探究一次不同一次。思考越清晰，事物越难辨。
　　可或许正因为如此，与那些在较自由的生活环境中经常能够长期将自己忽略的同类相比，人们对自己及周围却所知越多。其实是所知过多，反而导致知之甚少。并非记性更好，实为情势所迫。因为当事情发生时，人们无法将自己忽略。人人都愿将自己忽略，相对而言，事情发生比事情持续地发生在自己头上令人更感轻松。
　　大多数情况都是我从无法保持自己被忽略的个人经历中被迫获知的，与我的好奇心相违背，与我的意愿向悖离，与我的神经为敌，比苛求更胜一筹。此前所复述的日子表明，自行车和染发、冰箱和砾石交替出现，然而更迭之中，所有无关紧要的小事都留存着至关重要的影子，因为威胁始终存在。
　　应当并且只能得出的单一结论是：国家越是不自由，人们越是受国家监视，迟早涉身的不堪事就会越多，将自己忽略的可能性就越小。自我感应会自动开启——被人监察被人评判必定导致自我监察。迫害并不仅仅存在于审讯答辩时，而是潜移默化于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与食物中。于是日子中未进入视线的部分生活被戒除了，不加评判的毫无目的随随便便带来带去的东西被戒除了。始终必要的小心谨慎将日子移到毫米方格纸上。了然无痕的事物流逝和漫不经心的看都是不可能的。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艾未未1957年生。他生长在文革之中，文革对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造成残酷的影响。他的父亲，一个着名诗人，在50年代受到迫害并且被下放劳改。他的父亲被处罚到戈壁滩旁的一个村落里清扫厕所。一个30年代去过巴黎，被法国的绘画艺术所折服的人，他对这样遭遇的感受，我想我们不会有太多天真的想法。
　　少年艾未未，毛的思想构建了他的认知世界。他写道：“我们应该成为掌握世界的工具。”
　　但是这个工具是无用的。80年代初，艾未未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后开始了他的10多年纽约生活。“我开始迂回地用艺术和文学发现自己的个体世界。”
　　多年来艾未未一直是一位一党执政的尖锐的批评者，他甚至指责政府实行的是土匪文化。他用社会性的雕塑，电影和摄影去寻找一个描述现代中国社会的途径。
　　马克.西蒙Siemons曾写道：“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的人都不可能绕开对艾未未的思考。”中国也对艾未未思量过，更多的是很不含糊的极端方式。
　　从卡塞尔的出场到慕尼黑艺术展览馆的展览，德国在欢迎艾未未的到来。下个星期他的展览将到达杜伊斯堡。艾未未很欣赏德国的理性，他写道：“与德国人交往很不复杂。”我希望他对我们的看法永远不要改变。我也希望LitCologne科隆文学馆的负责人，能够为艾未未师父提供他最喜欢吃的德国菜：肉肠加酸菜。未未…
　　艾未未 AI WEIWEI:
　　我觉得德国很像我的家一样，我说我自己家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没有关于家的这个概念的。因为我回到那个我生活过几十年的地方的时候，常常不能认为我是属于那里的一个家庭的成员，这足以说明我是经常飘泊在幻觉当中。为了不重复和我今天一起做谈话的这位作家的行为，我用图片来解释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作品。后面一张照片，是93年我刚从纽约回到北京的时候，94年拍的一张照片。这是一个很着名的广场，但是我们都可能知道，在这个广场上的便衣和警察常常多于它的游人。在这个标榜着信仰唯物主义马克思思想的社会里，仍然在广场中间停着一具干枯的僵尸。在它的正面，代表着这个封建王朝的天安门的正中间，仍然挂着一幅令人很难分辨到底是什么表情的一个肖像。直到今天，这个广场仍然被人们认为是恐惧的象征，因为很少有正常的人在那里行走而不受到警察的监视甚至威胁。这样的照片我做了不少张，我起名为透视学。它更多的是在谈个人与不同的权力，政治的或者文化的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从达芬奇那里学到的。我想这里就不要用太多的时间（来介绍）。这是我做的另一个作品“童话”，是07年在卡塞尔的（作品）。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是，将1001中国人带到西方来看一看。他们来了又回去了，都很高兴。这是从上面拍的。这是我们必须为1001个人准备的住的地方和给他们请来的厨师。因为像中国这样一个种族，如果离开了它做饭的方式的话，它就会变得跟德国人一样了。这是这些人所需要用的椅子，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坐这些椅子的话，他们心里会很慌。
　　谈一谈一个关于地震的事情。08年5月12号，中国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地震在四川。在这场地震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除了有几万人的死亡之外，有五千多学生消失在倒塌房屋的砖瓦之下。在所有的痛苦哀悼捐款和大型的募捐活动结束以后，政府并没有完成他们最初对调查房屋质量的承诺。当我们希望问到底死了多少学生，他们是谁的时候，我们被政府认为是做间谍工作的，是为美帝国主义在做事。做为一个艺术家，我本来是一个很闲的一个人，所以我决定，我们自己来找找这些人。我们有义务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怎么样死的，他们死于什么样的年龄和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组织了一次调查，那么这个调查是通过网络募集到了很多的志愿者，他们去到了很偏远的山区挨家挨户去问，谁家的孩子死了他们叫什么。我们发现在5000多死亡的学生中，他们大多死于1000所学校中的20所学校。并不是象政府所说的那样：遇到了大的地震，所有的房屋都要倒塌。大量的房屋在学校的周围是没有倒塌的。有些学校教室倒了，有些学校宿舍倒了，它们的倒塌方式是粉碎性的。地震后的状态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站在那个废墟当中，可怕的不是你感觉到的眼前的废墟，而是你感觉到空气和风中让你能够看得到的死亡。当然最恐怖的不是自然带来的灾害，而是说：你想象什么样的社会去掩盖这些基本的事实！那么这些孩子，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找到了5000多人的名字，他们是谁，他们多大年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遇难的。在我们的这个调查过程中，有30多个我们的志愿者被当地的警察抓捕，把他们搜集的名字抹去，把他们的录音给删除。这是学生的墓地，我们看到他们都在没被发现他们是谁，或是谁家的孩子时候，被很粗率的埋葬了。在这些墓地上，往往没有名字而只有一个号码。这些是我们已经调查出来的学生的姓名和他们的年龄，生日，还有他们属于的学校。他们有5200多名。把我们办公室整整的一堵墙都贴满了。当然做出这样的工作，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我的房子的周围，出现了很多个监视的摄像系统。这些摄像系统，甚至试图把它们转过去也是不可能。然后，在我们门前看似很平静的地方。比如说坐在铁路旁边那个人，他在最冷和最热的时候，都必须监视每辆过往的车，并记下它们的车牌号码，他在夜里必须睡在这个车里。
　　下面是关于一次我在四川，为了一个同样做调查的人。他被控诉颠覆国家罪，这个人已经被判刑，刑期5年, 他叫谭作人。在我为他去作证的时候发生的一次很戏剧性的事件。这是我们住进这个旅馆的时候，便衣警察的车停在旁边。这是凌晨3点钟他们闯进旅馆以后，把每一个房间踢开，把每一个人控制住，这时候他们用暴力对待我，同时撕破了我的衣服，一件崭新的，我夏季从加利福尼亚带回来的很珍贵的一件衣服。这张照片是警察控制我时，我们一起走进电梯的时刻，我用手机拍的一张照片。电梯间的镜面反映出我身后的警察来，同时我把这张照片发到了互联网上，写到“这是最好的一张”。在那个晚上我们每一个人房间门口都有警察坐着看守，不许我们出去。这是志愿者；这是看管我们的警察。后来，我们对成都的更上一级的警方反映了情况，提出了我们的指控。当然我们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没有人任何人打过你们，你们也没有被任何人控制过。
　　其结果是，这个作家谭作人被判了五年。象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是非常少的，应该说是不会超过10个。这个作家被判了5年，就是由于我们不可能提供应该为他提供的证据，当我被打了以后，这样的作家就不会超过5个了，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希望自己的脑袋会渗出血来。几个月前，在慕尼黑的我的一个展览。在博物馆的正立面上我写了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一个死亡孩子的母亲，她说她的女儿“她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生活过7年”。这句话是由9000个学生的书包组成的，这些书包是在地震遗弃的地上随处可见的。有幸在慕尼黑，脑部出血得到了治疗。这是医生同恩博士，他说如果我再晚去一点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坐到这里了。生活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这事开始让我很吃惊，这是我大脑的内部的一个结构。这张照片，实际上我是希望问问作家，如果看到大脑结构是这样的话，她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上面的灰色地带是血液，它已经扭曲了头脑内的中部线条的位置。这是另外一张，比上一张要漂亮一点。谢谢。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我想两位都跟当下有关，在我们进入当下之前还想问一下: 你二位都是50 年代生人，当初中罗两国的关系还很好。我们这些有60年和平时期的西方人当然不能想想你们当初的情景，作为一个孩子被下放到戈壁滩，有什么事件也能让我们对当时有一个了解，赫塔…
　　赫塔·米勒 HERTA MUELLER:
　　我想在那时被归属为少数民族是自然不过的事了，也是那段历史的组成部分。我在一个农村长大，村子很小，那就是我的整个世界。那是50年代，斯大林最后的余威自然还能感受到。 我家有很多过去的历史，我父亲是党卫军的，他的祖辈们很多都是党卫军或在军队共事。我的母亲被送流放到当时的苏联老改了5年，罪名是集体犯罪。我祖父曾经拥有很多土地，是所谓的大地主和剥削阶级。他也被下放过几个星期。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被下放的消息。谁谁被莫须有的罪名突然被说成是成国家敌人，然后被带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这些事情给当然给我的童年投下阴影，尽管我那时对内容并不理解，但我已经能感到恐惧的存在，在幼儿园经常被告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就是说，从小我们的精神就处于一种在家里与在家外绝对分裂的状态。出了家门就不能说你想说的了，不能深究问题了。这个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尽管有秘密警察或告密者，在村里的时候就没有相信社会主义的时候？也许这根本就不在话下。
　　赫塔·米勒 HERTA MUELLER:
　　完全相反，一开始人们就跟国家没有关系。一方面，这个少数民族和纳粹纠结在一起。罗马尼亚当时是个法西斯国家，独裁陆军元帅扬·安东内斯库当时与希特勒一同作战。在二次大战结束的头两天他们变换了角色，然后战胜国苏联来了，历史就这样被打磨了。突然罗马尼亚总是是站在同盟军的一边，当然是理论上的，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官方的历史也是这么写的。被谴责的只有少数民族，就是德国匈牙利和hort少数民族，当时这些少数民族就已经不能容忍了。接下来的1945年的国有制运动，所有私人财产的都充公。我祖父的财产全部被没收。他一夜之间清贫如洗，这当然就成为决定性的时刻，从此我们就不想再跟这个国家有任何关系了。我母亲被驱逐了，家里突然有太多的变故。我们在学校有必修的俄语也是唯一的外语。我父母曾帮我看过除了俄语之外的课程，俄语当然不希望我学了，今天看来也蛮遗憾的，语言并没有过错。那时的确就是拒绝一切，拒绝国家。所以监管人员都是来自外地，所有监视部门都是同样的机制。监管都是从外地来的，这样他们就没有社会关系,这样在迫害或执行暴力任务的时候不用眨一下眼睛，他们在执行任务是就不会有同情或有碍情面。 警察和党总书记或是其他的官员没一个是村里的人。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您也当短期当过教师或教育局律师，不管怎么称呼，那是在一个学校里么？
　　赫塔·米勒 HERTA MUELLER:
　　不是的，我先在一个罗马尼亚学校教授德语。我总是逃离。先是在工厂后来就逃掉了，因为我拒绝跟工会合作。后来有相当一段时间没地方去，然后才又到了学校，但同样是经常逃离。因为学校就是一个制造傻瓜的工厂。每天必须要做的早晨唱国歌, 门口检查校服。每个学生的袖标上都印有号码，这样街上的就可以对任何一个学生进行抓捕或告密。还有好多规定，象开会，等等诸如此类的程序，教课只是一个次要的事情。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培养独裁的少年感化院。教科书里，就是数学课本中也总会出现: 在美国发生滑坡，按着这样的算法，美国比罗马尼亚下滑速度要快五倍。总会有这样的事情。一切必须和这个挂上钩，强化潜意识。您当才提到罗马尼亚跟中国的关系，我们总是有中国的香烟，有五个牌子，然后就总是有中国来的网球。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味道怎样？
　　赫塔·米勒 HERTA MUELLER:
　　属他们的最好，跟罗马尼亚的比较他们是最好的。在罗马尼亚本国的烟草都是用下脚料粉碎后的制作的。罗马尼亚虽然出产很好的烟草，但是它们都用作出口了。有时药店什么都没有，阿司匹林，纱布棉球纱布全部没有。突然有一天橱窗里摆放了很多玻璃眼球，各种型号各种颜色，很好看。我当时在工厂上班，知道有爱自己制作鼓捣小玩意的人。买玻璃眼不需要处方，谁都可以买。那药店肯定是进了一大批，因为货架子上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才把它们都摆上来。我买了一个玻璃眼，蓝色的。我有一个金项链，我就叫厂子里那个爱鼓捣的同事在蓝眼睛上钻了一个眼儿，穿在了项链上，让玻璃球变成了一个挂件。后来我想弄个病假条矿几天工，一个女友帮我介绍了一个医生，到了医院我坐在等候室，轮到我的时候医生开门看到了我的玻璃眼，他立马把我轰了出去，根本没容我说什么。他肯定被惊吓或刺激到了，对他来说可能是个恶作剧。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也许他自己经历过什么，也许他认识的什么人带过玻璃眼球，总之一定是有原因的。我相信这不会是什么医学上的原因，一定是他经历上的原因。还有中国来的毛巾，卫生纸，五彩的，药膏色，粉红色，黄色，绿色，蓝色。还有体操用品，网球鞋，这些东西永远来自中国，还有很多带着蓝色图案的花瓶。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艾未未，我们想问一下，您父亲是享誉至今的一位着名诗人。他也被放逐过，什么原因要劳改他？
　　艾未未 AI WEIWEI:
　　很高兴刚才听到关于中国支援罗马尼亚的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想象的是，赫塔看到橱窗时候，实际上我们是看着罗马尼亚的电影，他们关于革命的歌曲都被中国人认为最浪漫的歌曲，能够在湖边唱起这样的歌曲会有很多姑娘很喜欢你。在那个时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一直是我们崇尚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人很浪漫同时他们是将来在欧洲引起革命的最重要的一个希望。
　　实际上我并不希望今天是一个诉求痛苦的一个会议，尽管实际上很多痛苦在我们童年经受的时候，并不是能够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种痛苦。
　　当时我父亲必须去劳动改造，当然我最不愿意谈起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我就仅着你提的这个问题谈下。我父亲必须打扫拥有200人的一个村庄的13个公共厕所。他是一个在法国受过波德莱尔、兰波的影响的诗人。回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必须打扫几百个人的每天的排泄物。这使得他在5年当中一天也没有休息，因为他休息一天这些排泄物就会成倍的增加。这是他心里需要记住的唯一的一条物理定律。厕所总是要有人打扫的，人类也从来不会停止排泄。他曾经对我们说，我活了60年，我以前上厕所，不知道是谁为我打扫的。他是一个诗人，能把厕所打扫的异常干净。在他进去的时候和他出来的时候厕所象换了个地方。他把每一寸面积都用新的干沙子铺好，把每一个角落都踩平，把每一处脏的地方都用新土覆上。在中国农村，我敢说他打扫的厕所是全中国几十万几百万个厕所中最干净的。后来毛泽东死后，突然有一天他们说把他弄去打扫厕所错了，就把他调回城市里，从此中国就再也没有那么干净的厕所了。所以经常至今我走到厕所看到非常脏时，我会想到我父亲到哪里去了。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我想问，当初作为一个被劳改的孩子受到的悔辱是今天反抗精神的源头么？
　　艾未未 AI WEIWEI:
　　童年时候，你当然会感受到各种人的各种歧视的方式。你经常看到农村的人根本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在后面用木棍追着他，或者往他身上扔石头，或者对我们进行嘲笑。但是好像这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人可以改变它，就像你会接受吹过来的风一样。你会发现人们在凌辱或者辱骂一件东西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辱骂的东西是什么。这是我今天得到许多赞赏的时候，我也在想象这些人其实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觉得关于痛苦的体验并不是可以真正言说的。它是一个是一个非常个人内心的一个东西。我今天跟一个记者说过，他问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下雪是怎样的，除非你置身在雪中，或者是置身在一场大雨天之中，言语无法表述的。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但是我觉得您现在因为小学生项目而受人关注，您追求事实真相，不满意官方做出的，校舍倒塌是因为自然的原因的解释，您认是学校建设的粗糙以及社会的弊端导致了惨案的发生。
　　自然为了抗拒人类，而造成的学校的倒塌，这和校舍的豆腐渣工程不是一回事，在科隆，我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幸好没有人员死亡。我想问，这个死亡学生人数调查，在中国公开发布过么？
　　艾未未 AI WEIWEI:
　　当然在中国没有公共的媒体可以允许登我们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们把这个调查的结果，不断地登在我的博客上。那么不久我的3个博客同时在一天被关闭，尽管它有1000多万的读量。我们都知道，集权社会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允许公开和透明。如果有公开透明发生的那一天，集权和专制就不存在了。如果它不能够使这些事实消失，它就会让说出这些事实的人消失。
　　赫塔·米勒 HERTA MUELLER:
　　就像艾未未上面说到的，他对监控行为的谴责，这很具有典型性。我想任何一个集权统治都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古巴，或者伊朗的艾哈迈迪，他们都是发展对外军事抵抗力量和对内监控.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例如在工厂的时候，工人被强拉入伙，他们被强迫做 CIA—中央情报局的成员，可怜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CIA。我想这是很典型的。我还想对他的父亲的遭遇说一点，因为他说，那些厕所大概是中国最干净的厕所。如果我们听到下放劳改，Oscar Pastior 曾经对我说过，被逼迫下建立的尊严。当人们把被强迫的事情做的极致的时候，个人的道德又可以毫发无损的重新得到建立 George At Asda在他的书里也写到了，他小的时候曾在天之教堂设立的寄宿学校上学，修女们为了羞辱他，逼着他缝制小丑戴的滑稽帽，他把那个帽子缝制的完美无瑕。这样做并不是像乍看上去是一种加倍的屈辱或接受屈辱，而是生成了一种恰恰相反的东西，人们并不需要用语言去形容它。所以你是无法真正摧毁他的，即使他深陷屈辱，他还可以就地重建一个尊严，他父亲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这一点您二位的境遇都一样，您们的作品都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展示。我很难想象他的在文艺复兴学的竖中指能在北京得到公示。 就像赫塔“低地”的问世之前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作品问世一样。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一个有政治想法的人，不能将他的作品送达到为之而创作的人群中。 您即将在Tate Gallery画廊涡轮大厅举办展览，您去过慕尼黑，下个星期您的展览将会到达杜伊斯堡，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还是更像丑闻？人们是否已经习惯了您的作品在中国之外进行展览？
　　艾未未 AI WEIWEI:
　　当然这是一个很难以习惯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允许你发表作品或者是说对作品的误读都会让你产生很荒诞的感觉。我觉得集权政治的罪恶在于它破坏了普通人正常的交流和表达的渠道和可能。他希望你改变你的表达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用另外一种表情。在这种你必须寻求遵守的表达方式中使你失去尊严和失去对人的信心。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对您来说可能是双重的，没有话语权的罗马尼亚的少数民族。
　　赫塔·米勒 HERTA MUELLER:
　　是的。我正在想这件事。我们两情况有所不同。艾未未仍然生活在一个集权制国家。一个集权的经济腾飞的国家，一方面经济迅猛发展，一方面紧握操控权。我来自一个从理论上脱离集权制的国家。如果我现在仍然还在罗马尼亚，我就必须天天与专制的遗产作战，或者说跟消失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复活的专制作战。对他来说，这种集权的专制他每天都能感受到。很疯狂的事情，这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鞠躬甚至做出自制的让步。这些人可以从最近的法兰克福书展和奥运会上看到。他展示了在地震中丧生的孩子。我还可以清楚的回忆，那个开幕式上的地震中被救出的孩子，据说是父母双亡的孤儿。这对我是最残酷的，在这个孤儿身上体现的只是专制政权的小意思而已，但是我认为这是在一个孩子身上所能做的最残忍的事情。还有那个女孩，人们只能允许她的声音出现，因为另外的女孩长的更漂亮些。这种魔鬼般的细节。由此来看他的情况肯定不一样，另外现在和当初与已经很不同了。50年代的罗马尼亚也是另外的样子。
　　真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国家几乎将跟踪搬上了展览桌上。他们跟踪他，遍布周围，观察他。他们都是公开地在做这一切，他是一个例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支付不起，因为他的在国际上的名声太大了。这就是国外的知名度，西方国家的威慑力。他很清楚这一点，其他没有名气的人，很快就被关进监狱。政府总是在想，他们可以走多远，怎么处置各种不同的人，我想他们一直是这样干的，就是因人而异地处置，为了能更大程度地惩罚对方，他们制定了心理策略和程序培训。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未未说过网络和博客是反监控的最好的救援，这两个手段所掌控的言论是国家没办法控制得了的。您能除了介绍您的博客之外，当然对此我们也很感兴趣，特别是您的众多的读者，我本人并不太精通此技术，但是您能除此之外给我们解释一下，人们网络联系的速度有多快，是否在这个国家中存在第二个国家？在我们当初的东德，第二国家就是那些拥有西方货币的人。现在我有一个感觉，在中国第二国家就是那些拥有博客的人，那些将信息迅速传播的人。
　　艾未未 AI WEIWEI:
　　毫无疑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极端的极权国家，这个国家不愿意放弃他的旧的权力结构，为此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那么这个国家占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它今天仍然和全世界做着最广泛的交易，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未来世界的物种希望，但是我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如果这个体系仍然这样的存在下去，它将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的灾难。一个剥夺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干涉个人的最基本的自由的国家，它的快速的发展将会意味着什么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的可能。我常说，互联网时代使人类分为前互联网时代和后互联网时代。对于中国这样的极权社会尤其如此。除了在互联网上，我们永远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会知道谁消失了。我们不知道谁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们不知道哪栋房子倒塌了，有多少人死去。那么今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人们从互联网上获得各种信息，并试图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这仍然还是一个极小的范围。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和他人有关，他人的痛苦可能是你的痛苦，他人的快乐可能是你的快乐，你的努力可能会解除他人的痛苦。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抱歉我的固执，当我们在阅读有关中国的相关报道时，虽然我不是专家，但是我们还是会经常问，肯定会有那么一个时刻，这个一党执政要倒台，就像每个人都会设想，菲德尔·卡斯特罗死了以后的古巴，他的弟弟也80了，也许那之后的古巴就会走向民主。在您的博客群里是否也人对改变现状寄予厚望？
　　艾未未 AI WEIWE:
　　最可怕的就是，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种期望当中。但是从现实情况里来看，中国维持稳定的费用的速度已经远远的高于它在教育上的投入，对互联网的封锁每一天都在加强。比如，我在最近10天之内就有10个我的互联网的账号被封闭，我不得不不断换我的账号。昨天我基本没睡觉，完全是因为不断地在换我的帐号。这是说在中国，上互联网是一个很重的体力活，比我父亲打扫厕所还要困难。
　　赫塔·米勒 HERTA MUELLER:
　　我不知道，难道网络真的是最后的政治力量?
　　我经常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是说，网络和信息存在也有不少年头了，但是如果拿人的生命的长度来讲，在伊朗事件的事件当中我们也经历了，那里的信息不断被送出，即使政府想切断它们，但是年轻人总会想出办法，将信息散发出去。但是这些信息将我们导向了何方?导向了艾哈迈迪杀害了很多人，关押了很多人，直到他的假选举成为为合法的政府。同样这个手段将要把中国导向何方？我们有这个网络也很多年了，网民什么时候…或者说该如何操作？每个人的兴趣志向不同，不同的人彼此互不相识。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走出来，相互认识，总之要站出来。网上世界就没有这种行动的必要了，在屏幕上你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中国强权现在变得如此傲慢，他们已经根本不顾忌什么了，他们才不顾我们想什么，他们很清楚，我们知道他们的经济力量，他们会对我们说，玩蛋去。我们深知，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傲慢无比，毫无顾忌。互联网真的有这么那么大的能量么？
　　艾未未 AI WEIWEI
　　互联网当然不能改变一切，因为这互联网也是由人来设计的。但是技术的革命使我们今天的人不同于过去的人。我相信技术的力量，因为一个没有光的黑的屋子是和一个有蜡烛的房子不一样的。同样一个没有窗户的房子跟墙上有一个洞的房子还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所谓共产党国家的极权问题 ，它更是每一个人的问题。这个每一个人包括共产党国家之内及之外的人。但是无论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体验，最终是每一个人都要感受到的。所以关于权利的讨论和关于个人行动参与的讨论，必须是由每一个人都来做，然后才可能够每个人都受益，否则这种努力没任何意义。可能最终我们不可能获得自由，但是我们从最终要开始介入这种自由的可能。
　　米歇尔·克吕格 MICHAEL KRUEGER:
　　我想这里有一句话，做思考也作为这次会谈的结束.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
　　当我们在谈论外国人权情况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在我们国家同样经常能听到人权遭受侵害的事件，我们当然还可以为自己为孩子们进行抗争。问题是，人权现状对艺术家的创造产生的影响，我们这里无法缕清其脉络，希望能在艺术节上得到全面的解释。我们感谢你们的与会并祝两位事业有成。
　　翻译：许平修
　　2010年3月